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一项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的研究

从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和经验层面思考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思考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的运作逻辑,思考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异质性和开放性,我们发现,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源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关系网的排斥,这种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从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性出发来研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及其行动链是一个重要而且有效的研究视角.     

责任政府:行政问责从学术、立法到机制的逻辑

当今,"责任政府"既是重要的理论主题,也是政府改革追求的主要模式.责任政府的落定需要遵循从"学术"到"立法"再到"机制"的发展逻辑.在学术层面上,它体现为:教授与学者研究的理论表达;专著与论文所隐含的价值规范;话语与命题对制度建设的引导.在立法层面上,立法规范是当今中国行政问责的必然进路之一;同时,基于中国行政问责立法的现状,确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思路也是合理的.在机制层面上,在遵循行政问责机制建构"一般理路"与"宏观路径"的基础上,要重视机制建构的"三个结合".     

生存的逻辑:农民工物质生活的时空分析

文章将农民工从"进城"直至"出城"视为一个时间过程,探寻他们在底线生存逻辑——"保证生存,努力赚钱"——指导下,面对工资收入、权益维权、消费及未来归属等问题时理性如何运作。同时,城市社会是一个空间权力场,在建立社会空间的过程中,农民工需要处理与市民、老乡、家庭等的关系,农民工通过有选择地建立各种人际关系建构了一个生存的社会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深入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现有同质化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模式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住房需求,存在政策落空的潜在风险。未来的政策设计要着眼于长远,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多元化需求,以城市融入为价值目标,构建差异化、多元、分层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这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协同、合作,创新公共政策,加强规划引导,合理设计居住空间和就业地域,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常规化、制度化运转。     

城市务工农民救助体系构建的障碍和应对策略

构建城市务工农民社会救助体系,对促进农民的市民化有现实意义。当前农民工集中的城市政府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积极性较低,究其原因是资金不足。要想解决此问题,国家层面要对财政转移支付模式进行改革,提升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制定农民工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性,当地政府自身也应有远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特征及政策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从“控制流动”到“规范引导流动”，政府从谨慎对待转变为积极应对，我国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从仅着眼于流动向以“流动、公平和融合”多目标综合管理转变。新时期应制定更加积极主动、综合有效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更加重视农民工问题，将农民工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回流型转移：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以人的资本为视角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大资本是决定农民工社会参与能力的关键性生产要素。从三大资本出发,中国农民工城市化有大中城市直接城市化、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回流转移实现城镇化三种不同的道路选择。其中,通过促进农民工回流型转移,是不发达区域重新参与人口红利分配,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回流在家乡附近的城镇实现城市化是当前政策跟进的主要路径。这就是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区域和主要方法。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模式形成逻辑

美国法律模式是世界个人数据法律保护的一面旗帜,其形成存在着自身的内在逻辑:隐私法的历史沿革,促成了数据隐私法律保护模式的形成,这符合制度的路径依赖性;互联网经济的国际领先地位、利益分化等社会情境与美国法律保护模式的契合,充分体现着适恰性机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对美国法律保护模式建构起着决定性作用。鉴于此,我国法律保护模式建构也应遵循这种内在逻辑。基于我国当前的社会基础,提出我国个人数据保护应当效仿“改良”的美国法律保护模式。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需要在制度变迁的分析路线下展开。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构成各阶段难题破解的根本出路;政府主导、推动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过程则是制度变迁的责任基础与方向;而新时期贫困分布与结构变化是诱发当前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它同时内含了制度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过程转变的改革诉求。循此逻辑,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和建设多功能个人资产账户等路径实现制度创新。     

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

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诉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必须从社会系统建构着手,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目标公正"、"社会过程公正"、"制度供给公正"和"政府作为公正".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存在经济福利待遇不对等、强社会关系固化和城市制度的排斥、社会身份的多重错位等现实问题,提高对农民工阶层的收入分配比重,赋予他们产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阶层的垂直型社会流动,加强对他们的继续教育培训,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和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可尝试的途径。     

中国城市化理论新模式的建构

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来临"的时代。借鉴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国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一是顶层设计理论创新。需要对中国全域城市化格局进行全面、整体性的重新规划,使之形成全域性城市化网链体系。重点建立300—600公里宽的沿海城市现代化示范区,建构和规划"合纵连横"式的流域城市带。二是中层理论与应用设计创新。在"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建构"循环社会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根据中国区域差异过大的国情实际,创新区域性城市化的分类指导策略,采取"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的战略。其核心是理论与战略应用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分类指导性,不同地区的城市可根据市情和区性,或并用并举,或分类分层应用,或单一建构。三是终极价值理论创新。创造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类型,通过"有机城市秩序"的建构,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城市发展理念。     

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农民工城市化路径选择探究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社会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力量.不过,农民工群体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它至今仍然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长期以来都没有把农民工城市化置于社会发展的宏观构架中去考虑,而是视其进城经商务工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如此一来,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自然就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可循.因此,要实现农民工由"半城市化"向"完全城市化"的转型,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就成了中国当务之急的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化这一目标,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是最为可行的路径选择.尽管这一路径选择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它都具有最优的可行性.     

新中国“部际协调”六十年:过程、困境与对策探索

协调政府部门间关系(部际关系)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主题之一。根据社会公共服务诉求与政府部际协调程度这两个基本变量,可以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府部际协调分为四个不同的历时性形态。从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历时变迁中,以主动协调为特征的"伙伴关系"是政府部际协调的应然方向。但是,在实然层面,政府部门间的"权责壁垒"是建构"伙伴关系"的机制性障碍。因此,突破"权责壁垒"是建构"伙伴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要突破"权责壁垒",建构"伙伴关系"则需要从宏观层面搭建"两个平台",从微观层面建立"四个支柱"。     

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治理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透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既为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同时对于当前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兼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演进

城市化要经历"被动城市化"和"主动城市化"两个阶段.本文认为,随着工业化对城市化带动作用的弱化和城市自生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当前正处于由"被动城市化"阶段向"主动城市化"转变的阶段."主动城市化"是"后改革时代"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它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     

我国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历史性研究,划分我国农民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认为人的城市化即城市化社会融入是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国内和国外两个理论层面对社会融入以及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背景、理论命题以及研究趋势进行了述评,分析了不同理论和研究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从研究方法和视角入手,展望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正义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作用下,如何在权力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合法性来源由威权转为共识的宏观"治理化"变迁过程中切实践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诘问。从理论上考量,社会正义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应有之维,其应建立起以内在价值导向、主体角色定位和共识达成路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正义治理模式,在回应社会正义内在诉求的同时,为推动行政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