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00年: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开创历史、奠定基业、开辟未来的100年.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庄严使命就是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历程中逐步创立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之制"擘画"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彰显"中国之制"."中国之制"越加牢固,"中国之治"令世界惊叹."中国之制"具有组织优势、力量优势、政治优势与文化自信优势的四大优势,"中国之治"蕴含政党之治、人民之治、文明之治与世界之治的四重内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中国之治"引领和推动"全球之治".     

走向“法治之治”——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之治”及其发展趋势

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走的是一条“政策之治”的道路。“政策之治”的存在原因是：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社会保障负担畸轻畸重;社会保障领域诸多问题没有得到理清;社会保障“立法先行”在中国实现的条件不足等。文章最后提出“政策之治”是暂时的,“法治之治”才是必由之路,走向“法治之治”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理性意识。     

法治重在公法之治

法治可作不同角度的解读,但其核心是依法治权,即法律制约公权力。关于公法,法学界有目的说、主体说、关系说和混合说等多种观点,但其实质是调整公权力之法。法治与公法密不可分,法治的重点在于公法之治,其中关键又在于宪法之治,但并非有公法就有法治,也并不是任何宪法之治都可产生法治,只有公法成为控权之法,宪法之治成为良宪之治,法治才能实现。     

为夫子一辩——如何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由于过于简约,致使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者认为此句体现了一种愚民思想。结合古人释义中的"由之为德政,知之为刑政"说和"圣人化治天下,不落形迹"说,应将此句放在孔子治国为政的整体思想脉络和义理旨归的意义架构中来理解,而理解孔子所言之义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可使民由之而不可使民知之的。圣人之治明并日月,化行若神,如天德之流行化育,故百姓在其治化之下生生不息(由之)而不知其善、不识其德(不知之),在此意义上,圣人之治实则蕴涵着一种不必甚或不可使民知其善、识其德的高远境界,正如古人所谓"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正唯不使民知之,故圣人之治才真正成其为美政善治。     

理想·幻想·冥想·思想——史铁生创作的精神轨迹探析

当代作家史铁生难以复制的精神历程凸显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其文学创作与人生同构,从共名时代的诗意陨落到个体幻想命运符码的解读,从写作之夜沉浸冥想的爱愿到世界人生精神灵魂的猜想,勾画出了升腾、坠落、再度升腾、升华的精神轨迹,完成了从认知个体自我到观照整体人类的质变,成为文学场域中睿智而深邃的思想者.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经济思想

蒋介石以孙中山思想的继任者自居,却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他在1935年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提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方案,都流于空谈.他还在<中国经济学说>中提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抵制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而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解释具有随意性.蒋介石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官僚资本,以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社会公正与和谐之治

公正与和谐自古就是相伴随而存在的统一体.从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说"到卢梭的契约论,再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学说,无不体现了西方学者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学者对"和谐"的论述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社会公正的感知与体认.当下,构建社会和谐已成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这是社会公正理论及和谐哲学的时代回应与现代拓展.为此,我们应该在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经济与社会制度诸方面推进社会公正建设,以促成我国的和谐之治.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试论宋濂治心之学的功能

宋濂提出了"吾心为天下最大"的命题,他的理学着重探讨了"人心"与"天地之心",并进而指出人们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便可以体认天道,使个体人生境界向更高层次精进。治心之学的功能还表现在:心既然是万物的主宰,决定着一个人的本质,那么透过对人心的观察,便能够帮助我们识人;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或是通过圣贤文章,体认天地之心,存诚于心,可以成就一代文章大家。不仅如此,在政治实践中他还以治心之学中的人格修养学说来启发引导朱元璋摒弃自身的刚猛与暴戾,通过理论中的阴柔元素来化导朱元璋行事风格中的刚猛。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     

晋武帝与“太康之治”

“:太康之治”是晋武帝统一中国后出现的短暂盛世。它表现出了作为历史上封建盛世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君主勤政、善政;广开言路、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以史为鉴,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调动统治集团中广大成员执政的积极性;奖惩分明等等。其出现和衰落与君主个人行为有密切的关系。     

普惠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普惠哲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中的"反映"与"把握",是一种世界多样平等、人类共进共享共生与利益共同的共生普惠的价值理念。在哲学立场上,普惠哲学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的逻辑;在哲学理念上,以普惠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在思维方式上,以平等包容超越主体统治客体;在理论建构上,以普惠文明论超越西方中心论。就本质而言,普惠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重大主张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解答,其在哲学上的表达就是普惠哲学。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儒家政治理想的悖论——以黄宗羲的政治理念为例

在儒家政治理想--圣王之治或道德理想国--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对道德理想国的寻求最终变成了非道德的道德专制.这一悖论直到黄宗羲时才大致显示出来.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为我们理解这一悖论提供了基础.从他的思想中,我们会知道,儒家圣王之治或道德理想国是建立在封建小国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一个疆域很大的封建国家内建市圣王之治,那么得到的可能是暴君专制.秦统一以后的政治基本上和圣王之治无缘了.所以,黄宗羲呼吁回归封建状态,重建三代圣土之治.然而,国家疆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圣王之治的前景不容乐观.向圣王之治的回归也许是又一个循环的开始.     

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

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儒士 ,受汉魏之际黄老名法思潮的影响 ,其文化性格及学术思想渗入了较多的崇理性、尚利己的因素 ,史称“礼法之士”。凭借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 ,王肃经学被立为官学 ,构成魏晋官方儒学的主体 ,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儒家礼教与黄老名法结合的魏晋“礼法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