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行为经济学：发展前景与路径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的众多异象直接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公理体系，行为经济学通过构建新的理论范式来解释这些异象，从而构成了与传统经济学的竞争。新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行为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它既可以解释人类的理性和自利行为，也可以解释人类的非理性和非自利行为。因此，行为经济学并不排斥传统经济学，而是把传统经济学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其中，以期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地理解人类行为。     

设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经济理论依据分析

本文首先简介违宪审查制度的概念及其法理依据。然后,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设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经济理论依据：即“有限理性人”的假设,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囚徒困境博弈论,这三个理论能够说明行为人有自利的倾向。通过对三个经济理论的分析,我们得出在民主制国家有必要设立违宪审查制度以确保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野的政府自利性研究

政府自利性主要是指政府的不合理利益及其实现。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政府自利性有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渊源,可以划分为政府官员自利、政府部门自利和政府整体自利三个方面。其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失效、公共物品供应低效和政府扩张诸方面。公共选择理论从规则变革和引入竞争的角度提出了对政府自利性矫正的有效措施。     

经济学的理性传统

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假设,从其提出到如今的发展,经历了从人性抽象到工具意义的演变。斯密眼中的理性经济人是合乎道德的,是受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约束的,法律、习俗惯例、社会地位及别人的评价等构成对极端自利行为的强有力制约。随着数学的大量应用,经济学理性由最初的人性假定逐渐演变为工具性概念:理性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因为在逻辑自恰性、形式化与精确性等方面具有无与匹敌的优势,工具理性主义的分析范式还将居于主流地位。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变及其方向瞻望

在科斯搭建起法律经济分析的桥梁后,谈判分析范式因其能够将法律经济分析统一在效率主题下而成为主流分析范式。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博弈分析提供的特定环境下主体间互动的分析框架更适合进行法律分析,博弈分析成为新的主流分析范式。但同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挑战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理性选择假设,现实性更强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正在形成中。那么,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何在?从法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可以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依赖于理性选择理论这一基础理论的进步。“理性”概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精炼,形成“新理性选择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引导法经济学将向更加实证的方向发展。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特点是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 ,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 ,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 ,从而将心理学研究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 ,以观察现在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 ,并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设的不足。行为经济学的崛起 ,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既提出了挑战 ,也进行了拓展。     

新"经济人"假定的意蕴与反思

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新“经济人”抽象从诞生之初就开始引发经济学的革新,对应着新“经济人”依然以自利和理性为核心,以此发端的新古典正统经济学分析范式自然要作为经济学的主体,然而,自利和理性覆盖的社会和伦理因素,却赋予新经济学以更多的内容和更多的层次。如何正视这些问题,正是新的经济学应该着重考虑的内容。     

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述评

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非实验性的 (或“现场观察性”的 )科学 ,大约在２０世纪中期 ,随着把实验室试验引入经济方法中 ,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重要的、壮大的学科正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假设 ,尤其是有限理性、纯粹自利和完全自控假设的检验和修正 ,而且今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实验室的试验过程获得的新数据 ,而不是依照传统的方式获得。这一前沿研究根源于两个有明显区别却趋同的传统 :认知心理学对人类决定进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通过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的预言进行检验 ,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今天行为…     

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政府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也具有自利性的典型特征。但是，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理论关切与研究是非同步的。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与研究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对政府自利性进行理性的审视。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存在着过于夸大“经济人”范式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政府行为的分析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激励共容机制非常必要。     

经济学意识形态向法律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核心价值标准是"法律效率观",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     

经济理性与法律效率——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是经济学逻辑向法律领域的延伸.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法律效率观"这个核心的价值尺度,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本文就此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法律经济学与实用主义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确立。早期,针对学者对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批评,波斯纳的辩护带有基础主义的色彩。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波斯纳对法律经济学的辩护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向,即他试图在法律实用主义的轨道上进行辩护。波斯纳的法律实用主义体现了两方面的含义:工具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和反教义的怀疑论。他怀疑并解构了法律的客观性、自主性,强调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活动,赞成没有基础的、怀疑论的法理学——一种地道的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法理学。尽管存在很多争议,但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理论依旧与法律实用主义的进路是一致的。     

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学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难题.诸如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理性计算与感性冲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然而理论普遍主义与情境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为相关研究所忽视.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理性选择置于宏观与微观情境交织互构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提出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这两条重要路径,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解决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析短路”问题,实现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调试、修正与发展.     

经济学分析法学之理论功能研究

经济学分析法学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体系.就理论研究成果的着眼点和适用领域而言,经济学分析法学既可以作为经济学的流派,也可以作为法学的分支.站在法学的立场上、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对法律制度进行效率评价的经济学分析法学理论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分析法学能够促进法律制度的有效设置和改革,其相关理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论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芝加哥法经济理性观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上持有共同的立场。芝加哥法经济学推崇完全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对法律规则下行为人的行为选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分析。但是，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观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复制品”。芝加哥法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理性观进行了修正，即在坚持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修改理性人假设的完全理性下的一些不适合现实的辅助性前提假定，以期增强其理论对法律规则下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超越社会选择研究的经济人假设——展开社会选择研究的社会学视野

社会选择研究是关于群体、组织和社会的选择行为研究.社会选择作为一种理论兴起是在阿罗阐述了不可能定理以后.虽然社会选择理论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它关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过于狭隘.公共选择理论对经济学的社会选择研究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判,把研究视角引向制度分析,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公共选择理论仍坚持经济理性人假设,同样无法超越经济学社会选择研究的局限.本文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开展社会选择研究,要明确社会选择是社会现象,是人们交往互动的结果.要超越不可能性.就必须重视文化传统、价值信念、模仿从众等社会因素.     

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

经济学关于投资选择模型的分析和研究从属于理性和非理性的选择理论。本文通过对选择理论的概要回顾和评说,将投资选择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在对每一种模型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隐性和显性交叉,而这种交叉关系体现了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的相容性。文章指出,从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投资模型的底蕴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将"行为最大化"作为一种公理来看待有着部分的合理性;从人们的实际投资行为来分析,"有限理性"和"偏差行为"贯穿于人们投资选择的始终。本文将理性和非理性投资模型综合于统一的框架,着重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     

社会规范、理性选择与信号传递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重要趋势,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联姻的结果。传统法经济学存在"法律中心主义"的色彩,只关注了国家立法,没有关注对社会秩序形成具有更大意义的社会规范。近二十年来,社会规范研究成为法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社会规范是人们行为的规律性,违反就要受到社会制裁。理性选择理论仍然可以作为解释社会规范的分析范式,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信号传递模型可以恰当地解释社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