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基于产出和收入双维度和多时段的SPDM模型检验

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理论与方法,从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两个维度,分别对1978-2013年及1978-1992年和1992-2013年三个时段中国西部12省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均产出在各研究时段上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城镇居民收入较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具有更强的发散性;不论人均产出还是人均收入,在1992-2013年期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发散性,经济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趋势;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示范效应与空间传递效应,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冲击对邻近地区影响显著.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在提升西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同时,也应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内部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     

金融市场参与的决定和我国地区金融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我国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已有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金融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控制人均GDP这一变量的基础上,利用1997-2004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水平、信息发展程度和社会资本能够影响金融市场的参与水平,从而对地区金融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提高地区教育水平,推动信息产业的完善,加强社会互动,提高诚信水平,可以促进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要素流动与区域发展差距的理论和现实思考

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发散理论对于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的现状和趋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缪尔达尔等人的非均衡增长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解释在我国得到证实;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地区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几乎具有同步变化的趋势;政府目前推行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十分必要;劳动力和资本向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使东部地区的二元产业结构得以维系,这会在一定程度阻碍产业的梯度转移,不利于缩小东中西部差距。     

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城镇化

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一般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收入分配也是城镇化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运用中国2001—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1)从总体上看,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受教育水平提高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2)具体从收入分配内部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均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正向效应,尤其是农民务工、务农收入的差异显著推进了城镇化发展。3)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存在差异的背景下,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对其城镇化发展的促进动力明显不足。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政策红利、地理禀赋与增长差异——来自“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证据

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中国当代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0—2019年中国县级和市级面板数据,利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政策冲击和强度DID方法,可从政策红利与地理禀赋互动的角度,揭示地区增长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平均而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内河航运禀赋的互动,使地区的GDP和人均GDP分别提高了2.49%和2.66%。机制检验发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成了地区增长差异的重要来源。“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使得货运成本大幅下降,产生了工业集聚、要素驱动和需求引致创新等效应,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了地区增长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的地区和低内河航运禀赋的地区,有更快的经济增速。这意味着,如果能够针对各地区的地理禀赋实施相应的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帮助在“三重压力”下找到新的增长动能,而且能够帮助解决区域发展差距过大问题,共同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全面回顾自1990年代中期发端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有三个"典型化事实",即阶段性绝对收敛、俱乐部收敛和条件收敛,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结构变量、劳动力流动、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波动等.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地区增长和地区差距研究进入成熟阶段.未来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可能方向是二元经济与经济收敛、要素流动性与经济收敛、经济收敛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收敛绩效等.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与门槛效应研究

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     

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思想与内生增长模型有机结合,把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可变的决定性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之中,在对制度变迁的指标测度进行借鉴与修正的基础上,尝试基于扩展的Barro型回归方程、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实证考察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在其它变量加以控制的前提下,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初始规模呈现负相关,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性,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经济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存在递减趋势;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也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弱二元结构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来自浙江省的经验

浙江经济发展的"弱二元"化特征对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章在对二元经济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均收入和社会发展四个方面的相关数据,以全国平均值作为对比,勾画了浙江省二元差距缩小的概貌,进而分析了乡村工业、县域经济、城镇化三条特色路径对"弱二元"化结构的推动.     

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兼析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调节作用

构建包含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冲击的城镇要素收入分配理论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化发展则有助于减轻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上述效应由于受到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调节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地区的城镇劳动需求弹性较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较大.因此,要降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应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市场化进程和扩大对外开放,打破要素市场分割,使城镇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更加富有弹性.     

中国出生性别比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中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并具有明显时空差异。出生性别比先增后降,具有阶段性差异,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中、西部差异与城乡差异。为验证人口生育政策、城镇化、经济增长、城乡差距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包括总和生育率、城镇化率、人均GDP、城乡收入水平比等变量的出生性别比多元回归模型,并利用1985—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提高总和生育率能降低出生性别比,城镇化率与出生性别比成倒U型关系,人均GDP与出生性别比关系不确定,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促使出生性别比失衡。据此可知,单纯发展经济不能使出生性别比趋衡,只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使出生性别比再次趋衡。     

运用"梯度理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研究

梯度理论是利用梯度差异,通过非均衡增长来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的新理论,主要应用于区域经济学中研究生产力的布局.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运用梯度理论特有的运作机理,确定正确的梯度推移顺序,培育经济新的增长极,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可以有效地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促进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地发展.     

资本流动对小城镇发展差异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小城镇发展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导致小城镇发展差异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本流动是一个重要因素。现实中,资本流动和小城镇发展差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中国东中西部所存在的地区差距,使得资本不断向东部地区流动和集中,而这种流动和集中又放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这也势必造成不同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存在差距,并使不同地区小城镇发展差异逐渐扩大。在现阶段资源有限和存在地方利益的条件下,应该形成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逐渐向市场主导过渡的政策机制。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交易成本解释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正逐渐拉大。传统经济学认为物资资本是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以传统经济理论为指导,中国政府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巨大的物资上的支援,但结果没有缩小发展差距,且差距仍在扩大。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不是物资资本而在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才能使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趋于平衡,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     

税率结构、经济增长与城乡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构建一个包含劳动收入税、资本收入税和消费支出税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我国2002－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的税率结构、经济增长以及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现行的劳动收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且拉大城乡差距；资本收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有利于缩小我国城乡差距；消费支出税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利于城乡差距的平衡。     

空间再配置: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减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收入差距是产值与人口在空间上的错配,纠正这种错配不仅能够缩小人均意义上的收入差距而且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机制——空间再配置效应。在实证上,作者采用1990-2007年间广东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土地利用效率与其人口集聚程度正相关;土地利用效率在距大城市约300公里以内随距离的增加而下降,下降幅度超过50%。因此,纠正人口与产值的空间错配,不限制甚至引导人口从土地利用效率低的地方向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让人口在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方集聚,既可能缩小地方间的差距,也可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对策

在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结构、体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变迁与转型 ,构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两大动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在各地区是不平衡的 ,这是造成各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现实原因。因此 ,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 ,也就只能从这一客观背景出发。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讲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难得机遇 ,调整所有制结构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 ,构建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所有制结构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 ,构筑具有中、西部地区特色的产业结构体系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进程 ,培育市场要素 ,完善市场机制 ,提高本地区经济体制市场化水平和程度     

长期宏观调控:一个新视角的研究

提出了与传统宏观经济学不同的划分短期和长期的标准,以及不同于短期宏观调控的长期宏观调控概念,认为长期宏观调控目标应当包括长期经济增长目标、长期产业结构优化和协调目标、长期内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目标。针对缩小“两个差距”的目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主张将不平衡发展分为“突进式不平衡发展”和“补偿式不平衡发展”,现阶段在我国应实行“补偿式不平衡发展”模式,以实现平衡发展目标。指出我国存在两个“人多地少”,应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划分为“固定性转移”和“流动性转移”。     

中国的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作为21世纪最新的经济发展理念,除了要求缩小收入差距外,还要求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机会。而城市化作为中国过去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城乡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中国未来四十年最主要的社会变革。城乡作为经济区域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对比城乡割裂下和城市化进程下的城乡经济发展情况,发现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在公共品方面的平衡有助于缩小城乡的公共品差距,两方面差距的缩小才能促进城乡包容性增长。同时,公共品方面的差距会导致城市化偏离社会的最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