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

本文以 19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新兴的民间商会为个案 ,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指出 ,温州的民间商会从产生、组织建设到日常运作 ,都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是温州民营企业家阶层自发进行的一场民主的实践。民间商会在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了一条行业和民营企业家 (企业主 )阶层利益聚合、表达的通道。根据对温州民间商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作者从温州民间商会的行业组织模式、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三个方面 ,尝试回答了民主为什么能够在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起来的问题。温州民间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基层民主实践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温州个案研究

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了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温州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显著绩效使其获得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温州地方政府不断地赋权于民间商会,而民间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持续地提高自主治理能力,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良性互动的局面。温州商会的经验表明,＂在参与中成长＂是发展社会组织和构...     

社会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而重要的政治现象。在“次级社会团体”缺位的背景下,运用亲戚、朋友、同乡等私人性的关系网络资源,托庇于政治权力而非经由制度化、组织化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整合是当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要特征。总体而言,这是一场主要在政策执行领域发生的基于力量博弈的利益政治战争,也是私营企业主与地方官员关系性合意的建立过程。社会权利的均衡配置与依法保护,利益组织化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制度化社会生活的重建是建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理想图景的重要前提。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形成机制、地位认同和政治参与

运用相关文献资料、全国统计数据和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能够对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做描述性界定,勾勒出这个阶层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一步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求该阶层发生发展的主要机制：在宏观上,国家经济制度改革创新、国有经济改制、财税政策变迁以及地方政府竞争,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在微观上,较高水平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职业背景衡量）和经济资本在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考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地位认同和政治参与状况,可以发现其地位认同的一致性正在不断增强,政治参与水平亦不断提高,表明这个阶层在主观上也不断成长起来。     

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商人纷纷在经商所在地组建起自己的组织——温州异地商会。由于其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异地商会遂以其强大的经济效应和独特的组织优势,运用各种政治策略,公开地介入社会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异地商会在拓展温州商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因此,执政党必须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明确界定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边界,促进民间商会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自主治理的形成。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温州私营经济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并形成了私营企业主阶层。那么 ,如何认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 ?如何认识私营经济中存在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现象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以温州私营经济发展为背景 ,以温州私营企业主为研究对象 ,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方法 ,从财产来源、财产支配使用以及对社会所作贡献的角度 ,论证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一、私营企业主财产的来源　　私营企业主拥有一定规模的财产 ,享有对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 ,这是私营企…     

和谐社会构建中私营企业主阶层舆情问题研究

私营企业主阶层其主流舆情是积极、乐观和健康的,但也存在着对"非公经济36条"落实情况不够满意、政治参与持功利性态度等不良舆情。对此,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党和政府应加大"非公经济36条"的贯彻落实力度,不断改善并塑造私营企业主阶层良好的社会形象,进一步完善和拓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党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工作,积极稳妥地做好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私营企业主阶层化特征

私营企业主的“有产者”的身份使得该阶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备受关注。目前成为私营企业主的门槛日益提高,如果现在就断定私营企业主群体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阶层意识还为时过早,但就私营企业主中的某些群体而言,显然又已经开始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阶层意识,并且私营企业主阶层开始出现利益组织化趋向。     

略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方式及其特点

随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产生和壮大 ,他们正在通过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具有四个特点 :政治参与中的经济利益驱动因素占主导地位 ,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相对较高 ,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但政治参与效果显著 ,不规范政治参与时有出现。     

清《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的商会职能及其启示

《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为推动并规范商会的产生与发展,以实现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目的的所谓新政举措之一。《章程》中对商会职能的规范可概述为:保护商人利益,推动商业振兴;宏观管理中的下情上达;互通商情,处置意外;仲裁国内商事,调处涉外纠纷;代办商业注册,担当信用公正;印制规范帐簿,负责推广施行;动用商会公积金,扶持保护地方商业大户;打击不法商贩,维护商业秩序;代为申报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章程》的出台无疑推动了当时商会的规范与发展,而有关商会职能的规范,对我们今天培育和发展行业性社团等民间组织,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

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

本文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考察样本 ,通过分析它在这一阶段的活动 ,及其前后的角色转化 ,试图发现近世中国商会的某些共性以及个性。以杭州总商会的例子来看 ,它担当的角色主要有二 :对外是商人与政府间的协调机构 ;对内是各行业商人的自律组织。其多数成员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关注的焦点是商业经营环境的稳定和改善 ,如市场体系的安全、商业惯例的维护、税率的改良等。但当社会秩序面临危机时 ,商会也会出来应付变局 ,承担责任。甚至直接介入到政治变革的进程中。其社会角色发生被动变迁。但这种变化是商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者遭受强大的外在压力所致 ,而未必是其政治倾向的表现。常态与变态下商会的不同行为主要应从时势推动的角度去理解 ,不能被视为某种固定的集体性格。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天津商会与胶济铁路的收回

华盛顿会议上,中日“边缘”性会谈山东问题,其中胶济铁路的交涉为重中之重。为支持北京政府收回胶济铁路,全国各地开展了“筹款赎路”运动。天津商会积极领导津埠地区的“筹款赎路”运动,对胶济铁路的收回起到推动作用。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商会的个案分析

沙井商会是深圳市民间商会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个案,成立至今,在"一地多业一会"的关系格局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代表性,建立起高效的运作机制,与政府形成合作一博弈的互动关系,有效地发挥了服务和管理职能,体现了民间商会在参与地方治理中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