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议题选择、概念互释与话语衔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分属不同的知识系统,知识间的张力、问题意识的错置、概念衔接的障碍、方法上的落差,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选择、概念建构带来很大的困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百年发展史上,"采政治学之观点"与关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殊性,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相向而行,推动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这两个知识体系的融通和两套话语系统的互释,也昭示了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传统与现代之间:徐复观的忧患与两难

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且富有极具特色的思想内涵。他一方面以传统主义卫道，另一方面又以自由主义论政。两种价值取向决定着他的思想探索既是痛苦的，又不免是矛盾的。他试图通过复兴传统儒学打开现代中国民主自由的大门，但其文化主张之本身又深在地妨碍了民主政治的真正开出。这样一种两难的思想进路充分说明了现代新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很难落实于社会变革的实际，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难题。     

徐复观经学史观的历史谱系

徐复观经学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经学史观上强调以经学作为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他怀着现代“儒者”的情怀，以独特经学史观解读中国经学史，从而揭示了传统经学史特定的生长机制和思想进路。对丰富和深化20世纪中国经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回归真实的经学史”是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旨意所在，在这一精神暗示下，21世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重道远。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以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与现代知识构建的重要过渡期,其时学术思想界的中心问题之一,即是在构建现代知识体系时如何安顿中学与西学。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融合西学规范与中学传统,不仅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为中国现代知识之建构树立了典范。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蕴含着较多的价值判断和目的论色彩,这体现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也折射出知识转型过程中知识与实践相互纠缠的复杂面向。     

从“泰山贼王始”说到刘邦

在当前的文化热中，由大文化与小文化衍生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个值得引起人们思考的题目。何谓大小传统？在我以为，无非是官方和民间的或显或隐的正统和非正统的文化承传。葛兆光先生所著的《中国思想史》所开辟的正是这一道路。他认为思想史有两种：一种是由官府和文人共同撰写的思想史，称之为“经典思想史”；另一种是民间的，亦即老百姓的思想史。这种思想史人们日用而不知，因之葛先生称之为“一般思想史”。这种思想史的理论依据是“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和基石存在。这种一…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现代性的命运——施特劳斯论卢梭

施特劳斯的思想史研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他的学说在引进大陆后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施特劳斯对卢梭的解读为例,勾勒出施特劳斯眼中的卢梭的思想肖像与思想史定位,进而体现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中的风格与方法,展现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深刻剖析.最后认为,施特劳斯在古今之间保持了现代取向,他的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性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西域经济思想史研究刍议

从学科建设意义上来说，西域经济思想史研究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史书上“西域”含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广义，指称包括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亚、西亚、北非、地中海东岸以及印度北部地区；其二是狭义，指称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葱岭以东等我国历代中央王朝及地方政权所管辖的地区。本文“西域”一说即取其狭义。若从学理上讲，经济思想史考察的是历史时空境域中人们的经济理念，因此既使标明是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也不该因当代地缘行政区划的隐性影响…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与创新思维

<正>一、研究方式的转换：从思想史到观念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者是梁启超,迄今发展已届百年。我在本世纪初回顾这一学科发展状况时,以方法论为界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大体形成了三个流派：一是“新学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梁启超、杨幼炯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吕振羽、侯外庐等。三是现代政治学流派,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萧公权。不过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者大体上都是围绕着思想家、思想著述、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和燕齐方术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接受，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儒家政治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儒家出身的文官成为不久前诞生的官僚集团的主体；先秦至汉初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分属儒、墨、道、法、名、杂等学派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阶层几乎全部“儒”化；儒家倡导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结果是古老的中国文明进入“儒家文明”时代。如果把“儒家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一下，我们…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解释学意涵

新儒家的学者中,徐复观通过具体的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思想。他的这种学术取向在以考据风气为主流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范式意义。通过对徐复观的解释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推进中国解释学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进程及其意义

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后又逐渐与日常生活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汇为更为巨大的学术洪流，从后者的学术渊源——人类学汲取了实践视角等重要的学术资源，为重新书写真正的“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有效的操作路径。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概念“象征”（符号），为思想与社会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而把思想史研究从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思想推向了探索“中国的”思想如何形成的更深层认识。在整体史视角下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时代思想的一种呼唤，正在成为整合华夏文明话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创儒道互补 成一家之言─—《史记》导读(中)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每每以儒低道，以道普儒，排斥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而将儒家的阳刚精神和道家的阴柔性质有机地融为一体、首创“儒道互补”。儒道互补体现于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整部《史记》。明此一端，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思想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赞美儒家的大同小康，维护进步统一；排斥道家的小国寡民，反对分裂倒退；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缩礼，以儒家的…     

熊十力的心性论及其与梁漱溟心性论比较

一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奠基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熊十力主要讲本体论,而不大言心性情。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事实上,熊十力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最后都被归结于心性论。因为他讲宇宙本体论的用意与其说是一般地说明世界的本源,不如说是旨在说明人性的来源及其本质。熊十力哲学有两种不同的进路:翕辟说反映的是一种宇宙论的进路,其特点是由天而人;另一条进路是他有关“本心”、“性     

观念史研究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文化意义

<正>一、寻找共识：观念史研究的思想史意义在国内概念史研究趋热的情况下,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韩国学者张铉根教授的著作《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以下简称“张著”),在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观念和概念所指虽有交叉,但各有所重。在政治思想史领域,有些概念为思想家们所共享,张著研究的观念基本都属于这种概念。但有些概念是某些思想家或思想流派提出和使用的,有较明显的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