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天人合一”──一种有现代价值的道德观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这个名词，有多种含义，其中一个含义是指宇宙的道德法则即称之为“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治世感，济世感，同时又深深陷入伦理道德之中，故“道德之天”在中国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哲人往往认为外在的天和人的内在道德有一种本质上的连接，人可以通过存理复性的方法达到“浑然与物同体”（程领）的最高境界，从而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既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道德观，且是很有现代价值的道德观。一“天人合一”的历史发展“天人”范畴，是中国哲学中较早出现的…     

传统之“乐”与人生“幸福”

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试论“仁”的早期文学书写——以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为视角

关于“仁”的早期文学书写,生命内涵是其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从珍爱生命到仁生万物、从仁者寿到道德养生、早期孝道书写三个方面.具体到每个方面,其书写的推进和成熟都有赖于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人统筹是推进书写的基本路径,而“天”所具有的“生育”“生命力”“好生”(爱生)三大属性,保证了早期“仁”书写的深层贯通,同时也标榜着早期儒家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生态观.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关于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几个問題——与呂振羽、沈灌羣、侯外廬諸先生商榷

一西汉著名儒者和教育家董仲舒,从他的神学世界观进到天人合一论,繼承孟、荀性说并加以补充修正,提出“性三品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节。”(《天人三策》)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民之号,取之瞑(眠)也。使性而巳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论王廷相无神论范畴体系

<正> 王廷相的无神论体系,主要是由天和人、形和神、寿和仙、术数等范畴所构成。一、天和人在王廷相的无神论范畴体系中,“天”是最重要的范畴。在他看来,“天”有自然之天”和“意志之天”的二重性,因而在天人关系上,必然引出“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这样两种对立的天人模式。王廷相从元气论出发,认为“天者,太虚气化之先物也。”(《慎言·道体篇》)“天”并非是一种神物,而是由元气化生出来的一种运动着的物质实体。他说:“盖天运星行动体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岁差考》),“天道者,言乎运化之自然,四时     

论儒家哲学的人生境界

古代儒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是天人合一，或者象冯友兰先生所言，儒家所追求的境界是一种天地境界或哲学境界。从孔子开始，儒家均以人为一种道德性存在，或者说，人的本质应该是道德的。孔子以“仁”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仁是比人的肉体生命珍贵得多的东西。真正实现了仁，则“从心所欲不愈矩”。从孟子开始，尤其是到了宋明道学（即理学和心学）则开始把道德价值不断提升，直至实现伦理本体化。孟子认为，人之性是先天赋予我们的，那么，通过“尽心”、“知性”从而达到“知天”，“知天”则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综合思维方式与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

中国远古先民有一个独立的上帝观念,但是这种观念被后来的儒家所否定。儒家向来提倡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泯灭了天(上帝)和人之间的界限,因此儒家没有一个至上神的观念,不可能形成神学宗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贯彻了中国思想史的始终,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无不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史。儒家的宗教性在其道德宗教方面,其主旨在于妥善地处理天和人、人与人、人的内在自我和肉体之间的关系。儒家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在当今仍然是有意义的。     

试论作为儒家道德本原根据的"心""性"范畴

一　　我们知道 ,儒家是以“仁”或道德“心”“性”作为伦理道德的本原根据的 ,那么 ,深受科学思维影响的现代人则可能会问 :“仁”或道德“心”“性”究竟是什么 ?孟子的回答是 :“人皆有之”,“我固有之也”,“此天之所与我者”1 。牟宗三先生把“此天之所与我者”解释为“此心之官乃是天所赋与于我者”2 ,意即义理上天定本有之意 ,亦即“人皆有之”之意 ,这应当是一种大体上可以接受的解释。由此看来 ,孟子的这种回答表示“仁”或道德“心”“性”对人而言即本来如此、定然如此。这也表明 :“仁”或道德“心”“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     

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谈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和真善美统一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天人合一和真、善、美统一的特点。但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推敲。笔者认为,中国哲学的这两个特点包含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分析这个矛盾有益于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深刻反思,并由此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做出新的、正确的评价.一、天人合一中的“天”和“人”所谓天人合一,指中国哲学在总体上有一种把天人合观的特点。在宇宙观上,中国古代大多数哲学家、(?)学流派,总是把天与人看作一个整体。他们对于天虽然各有界说,却都认为人源于天,是万物造化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与自然遵循着一个总的规律和法则。儒家有“天人合一”的传统命题。从孟子开始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天人合一”思想,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     

张载"性"论四题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个命题中:一是“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这可以理解为张载给“性”下的定义;二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是张载“性”论的主要特点;三是“性即天道”,这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张载“性”论中的体现;四是“性率天地”,这是张载人性学说的理论依据。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包括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之不同带来了两者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又有共同之点.中国传统哲学因重天人合一,不分主客,故较少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不重自然科学而侧重于讲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而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缺乏科学与缺乏民主两者.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因重主客二分,故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和人对统治者的主体性,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的明确建立和发展,这也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特征.     

试论王夫之的文明演进思想

<正> 人们在研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时,较多地注意了他的“势、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注意到了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历史进化观念。但对于后者,一般都论述较略。我觉得王夫之历史哲学最闪光的部分恰在此处。他关于由禽兽进化到人类,由“夷狄”之“野”进化到华夏之“文”的论述,极其丰富、深刻而精采,可以说达到了中国以至世界近古文化的最高水平。第一,王夫之注意到人类之“质”与禽兽之“质”的差异性。关于人的本质,人与动物的差别问题,直至近代文明诞生以后,才逐步作出理性主义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人的本质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使这一论题从总体上得到     

论费尔巴哈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

费尔巴哈把理性返回到人的理性,把信仰返回到人的信仰,把宗教返回到人的宗教。他宣扬的是无宗教的宗教,是建立在人性根基上的宗教。他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表现在如下方面:(1)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2)从“人是什么”向“人是人”的转变;(3)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4)“消除”哲学。     

王夫之仁学思想探析

王夫之的仁学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仁与礼方面,他主张"仁礼互藏"、仁礼互为体用的思想框架,强调礼为人之所独有;在仁与义方面从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两个不同维度分疏仁义之同与仁义之别,凸显人之"思"对仁义之本体的认识作用;在仁与孝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并阐明了仁人之孝敬生身父母的意义;在仁与政道、治道方面强烈谴责打着"使人履仁而戴义"旗号却大行违德背道之事的"申韩之儒",并提出"君天下者,仁天下者"的光辉命题。这四个方面是王夫之"以人道率天道"的新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体现了王夫之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并暗含的近代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