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有屈原,岂见《离骚》?——与日本学者冈村·繁教授商榷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指出在《诗经》之后,《离骚》这种楚辞新体诗蔚然兴起,它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又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辞赋家竞相仿效的典范。屈原以其独具的才力、卓越的气韵和凌云的壮志,创造了楚辞文学的新样式。这是刘勰总结了刘安、司马迁、王逸等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作出的评论,符合屈原为楚辞文学的伟大创始人和主要的代表     

论中国文学传统的变异与继承

凡是谈到中国文学的渊源,无不上溯《风》《骚》。我国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国风》和《楚辞·离骚》几乎无可怀疑地被认为是最初体现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可是它们之被尊为传统的过程,其间表现了儒家的误解,而其误解又显得荒谬而矛盾。这些荒谬矛盾的见解,竟顽固地支配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学传统观念。孔子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删定《诗经》的目的在于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而     

从《文心雕龙·辨骚》看中国文论思维形态

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逻辑严整明晰的著作,但是它的逻辑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辨骚》篇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中国传统文论不作形而上学的抽象论证的特色。其理论所阐释的,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关系,而是中国传统实践理性思维由技艺和操作环节体验的逻辑关系。这是一种实践理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辨骚》作为文学从广义文章向审美性的文学发展的典范树立起来,是中国文论对文学的文学性的一个重要认识。《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的突出地位,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逐步树立起诗骚并重的文学观念,并且以《离骚》和楚辞的文学性、审美性来阐释《诗经》的文学意义,开拓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新的一页。     

学术论著 贵在创新——读杨仲义教授《诗骚新识》

杨仲义先生的新作《诗骚新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书由《旧说辨妄》、《风骚传统》、《风骚审美》、《“风”旨辩证》、《屈骚析疑》等五个部分结构而成.五部分分别针对着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诗经》与楚辞研究中存在的五个问题,即一、《诗经》、楚辞语句的不少难解之处,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二、……     

《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辨析

根据三礼等典籍,结合文本,我们对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考辨。周代以来,在宗庙与祭祀上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周代还有四祀形式。这在诗经中表现得清楚明显,人们常将两个系统混一,因此引起争论。《楚辞》以灵均代言,《离骚》就是祭祀诗,“皇考”指父亲。     

论闻一多诗骚学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

论闻一多诗骚学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梅琼林《诗经》《楚辞》并称“诗骚”，作为中国上古时期诗歌的经典之作，中国诗史上两座并峙而立的高峰，它历来就是传统学术领域所研究阐释的热点学问———诗骚学。诗人闻一多以“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     

船山道注与刘安道注

还没有人区分楚辞注释为道注与儒注。本文认为,屈骚原本是道家的文学经典,刘安《离骚传》即为道注。王逸《楚辞章句》为儒注。王船山以道注骚,实际上是杂儒道二家之注。     

《风骚比较新论》评介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在在俱见,毋庸置疑;另一种则认为,《楚…     

浅谈《楚辞》的比兴

比兴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楚辞》中的比兴产生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它有什么特色?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王逸用解《诗》的方法解释《楚辞》,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虽不尽然,却也道出了《离骚》的特点。在《离骚》中,自然物和超自然物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自然属性或超自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新探索——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周代北方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一部收录战国及两汉楚辞体新诗的诗歌专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以屈原的作品而论,堪称战国时期南方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先秦文学中水的观赏意象

先秦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水意象成为古代先民的审美观照对象。《诗经》对水的观照,主要采用赋、比、兴的手法,与所表现的场景和作者的思想倾向相协调;《楚辞》中不同形态的水意象,寄托了古代先民丰富的思想感情;而道家的水意象体现的则是它对博大、辽阔的崇尚。     

《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事实.除受<诗经>的影响外,<楚辞>还受战国诸子散文及楚国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     

《诗经》与《楚辞》的审美异趣——以神道观念为切入点

<诗经>表现出的神道观念具有一种精英文化特质,而<楚辞>则呈现出一种俚俗文化气息;<诗经>所描写的神灵具有崇高性,标志着审美主体的理性成熟,<楚辞>所描写的神灵多有具象,表现出审美主体情感的真挚与酣畅;<楚辞>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情感的愉悦与失落,而<诗经>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理性的深化与升华,二者在相同的表现对象上体现出的审美异趣,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性征.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安大简《诗经》“侯六”续考

无论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还是战国时期的三晋地区,《诗》学传授研读活动都是极为活跃的,我们认为,安大简《诗经》极有可能是流行于晋地的而由楚人抄写的一个摘编本。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