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司法语境下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应是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刑事司法的和谐运转对于建立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本文拟从刑事和解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被害人刑事程序权利的保障、遏制刑讯逼供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几个角度,探讨和谐司法理念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研究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的阐发主要集中于：在创建刑事法治方面，他对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和相对完备性、刑法的性质与任务、刑事法治如何贯彻“有法必依”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刑事政策方面，他主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方针、原则；在刑事司法方面，他提出要健全司法机构和司法组织、培养各级司法干部等主张，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注重程序。深入研究和合理继承董必武同志的刑事法治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人权与刑事正当程序的共生性--基于历史角度的分析

人之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一直随着近现代民主、法治的进程高歌猛进,与此相随的是刑事程序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革.人权发展与刑事程序正当化历程存在着牢固的共生关系.强化人权保障必须推进刑事程序变革,确保刑事程序的公正性.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刑事法治:模式形成与理性构建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开启了我国刑事法治建构之旅.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有形式与实质的刑事法治两种.基于法治国思想中形式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理性构建刑事法治应在坚守刑法形式理性即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之下展开对实质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公平正义之追求;只有靠着刑法制度及正义理念的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刑事法治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目的.我国刑事法治的构建模式对于准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刑法的解释立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地位刍议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地位是困扰刑法学界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对现代刑事法治和罪刑法定的冀望中,刑法学界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给予了批判和反思,诸多学者将社会危害性视为现代刑事法治之反动,社会危害性在罪刑法定面前迅速"祛魅"。然而,在争议远未止息的今天,这种全面否定社会危害性刑法地位并将其视为现代刑事法治对立面的观点有失偏颇。对社会危害性本身的理解,应站在理性的立场,注重其功能的还原。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在刑事司法中的出罪功能,说明其在现代刑事法治语境中仍不可或缺,具有理论魅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代展开

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能仅拘泥于“宽”、“严”、“济”等基本含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科学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分析:一方面,广义刑事政策观念下的宽严相济,就是要建立以刑事法视域为核心的国家—社会双本位的刑事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是以法治手段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科学刑事政策,法治原则、人权保障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施展功效的界域.     

刑事辩护权利的宪法地位及实施机制

刑事辩护权利作为公民受到刑事指控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具有关键意义,需要在国家宪法层次上确认其地位,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机制与程序保障机制。我国虽然存在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宪法规定,但刑事辩护权利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地位,其法律实施机制和程序保障机制都存在诸多缺失。比较考察各国刑事辩护权利宪法层次的地位确认与实施机制安排,对于建构我国刑事辩护权利的法律实施机制和程序保障机制,推进国家法治与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析我国社会转型期刑事自诉圈的影响因素与划定原则

"刑事自诉圈"是指立法者根据一定标准所设定的适用于自诉程序的案件范围,它不仅圈定了自诉案件的范围与大小,而且明晰了自诉与公诉、私力与公力、非刑事与刑事等诸多界限,其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自诉制度的顺利实现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功能的有效发挥。刑事自诉圈的划定应当考量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差序格局的演变、权力斗争哲学观的转型、民间司法资源的扬弃、公民法感情的深浅、证据掌控能力的强弱以及国际法治环境等影响因素。在划定刑事自诉圈时应当遵循公诉与自诉关系协调原则、确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权力制约与权利平衡保护原则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人双重保护原则。     

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在我国的建构

程序选择权是体现刑事被告人诉讼主体性、参与性的一项诉讼权利,由于其涉及某些刑事程序的展开或某种刑事诉讼制度的实施,西方法治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均重视和赋予了被告人以该权利。在我国,由于传统诉讼文化、现行诉讼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不管是审判程序还是审理方式,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均处于缺失状态,从而导致不少问题。鉴于此,我国应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合理建构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     

文化的视角：大陆法系国家刑事政策的历史演进

从大陆法系国家刑事政策历史演进看,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与社会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社会文化构成了刑事政策诞生、选择的重要根据。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理念与理性批判精神促成了现代刑事政策学科的诞生;19世纪中期后,实证主义与社会连带思想影响到社会防卫论的产生及发展;二战之后,新人道主义、人权及法治观念促进了新社会防卫运动的兴起。     

起诉状主义下庭前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起诉方式、公诉审查与庭前准备程序作为庭前程序系统三要素密切相关,其中任何要素的变革都将对其它要素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我国刑事公诉方式存在的严重缺陷,在未来的修法过程中,起诉状主义理应成为我们的合理选择。以系统论为指导,考察中外法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视起诉状主义对公诉审查程序及庭前准备程序的影响,构建起诉状主义下庭前程序协调运行的机制。     

程序的法治价值——读《程序与法治》

通过法定程序推进法治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与精神。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全面研究程序与法治的关系和基本规律，澄清我国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的路径争议。《程序与法治》一书可谓适时而作，多视角地论证了程序正义和正当程序的法治意义，旨在促进我国程序法治的改革完善，加速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论程序法治及其实施

进行法治国家建设,当前应当特别强化程序法治的思想意识,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惯例,充分尊重人之基本权利,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社会公正与和谐.程序法治是法治应有之义,实施程序法治必须树立程序理念,建立科学正当的程序法律制度,加强司法、执法过程中的程序法治程度.     

论程序法治及其实施

进行法治国家建设，当前应当特别强化程序法治的思想意识，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惯例，充分尊重人之基本权利，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社会公正与和谐。程序法治是法治应有之义，实施程序法治必须树立程序理念，建立科学正当的程序法律制度，加强司法、执法过程中的程序法治程度。     

检察机关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上的稳妥路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要求政法机关既要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又要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排查调处工作,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围绕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检察机关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要求:领悟刑事政策宗旨,从方法上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正确性;建立繁简分流机制,从程序上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可行性;推行量刑建议改革,从手段上保障轻缓刑事政策适用的可靠性;树立公诉一体意识,从机制上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抗扰性.     

转型期弱势群体犯罪的刑法适用与民意

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弱势群体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征表,易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民众普遍对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表示同情,对弱势群体犯罪的关注已经不限于案件事实及其法律适用,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民意对刑事审判施压,客观上影响了刑事审判。对于弱势群体犯罪的审判,牺牲法治、顺应民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有利于化解舆情、缓和矛盾,但从长远来看,对法治社会的构建却是有害的。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冲突和磨合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必然面临的问题,孤立地谈司法应摆脱民意的干预没有现实意义,而是应营造合理的环境来实现刑事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公众刑事法律心理的错位及矫治

公众刑事法律心理,是社会公众对刑事法律制度的设立及实施状况的心理认可,是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的社会基础.当前的公众刑事法律心理存在某些错位,需要对其进行矫治,以逐步培育出一个与社会主义现代刑事法律制度相适应、合乎法治文明要求和时代潮流的公众刑事法律心理.     

论刑事审判价值

本文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对刑事审判制度进行实证考察.通过刑事审判价值概念界定、刑事审判价值关系运动及刑事审判熵值,直接透视刑事审判的实质,把握驱动刑事审判运行并决定其运行方式的内在利益机制,从具体的程序规范与技术措施中感触丰富的社会政治文化底蕴.为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审判制度提供理想模式.     

无罪推定原则的伦理基础

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的人权保障原则,它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为最高价值追求.民主和法治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政治伦理基础,司法公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程序伦理基础.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控诉权、审判权的运作必须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出发点.为了保证公民的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刑事诉讼必须实行无罪推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