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伦理精神

原初时期礼乐一体,以敬神娱神的方式,发挥了维持群体秩序、巩固共同体团结的伦理功能。殷周之际将礼乐制度化,其最大变革在于制礼作乐合于德,并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作为礼乐的规定性。春秋时期,孔子以仁作为礼乐的内在依据,并重视乐化育人心的独特价值。其后,《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都发扬了礼乐根源于人心的观念。而《乐记》更提出了“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的理念,礼乐以仪节、仪式与乐歌、乐舞形式来追求“序”“和”这样深远的伦理目标,实现了礼乐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可以说,礼乐的伦理精神超越时代而绵延不断,其所追求的化解冲突后的自由（“和”）且秩序井然（“序”）,是中国传统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超越艺术本体

《乐记》的艺术观基本上是实用的和功利主义的。比如《乐记》中有这样一般文字: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 这一段文字,是从“艺术不是什么”的角度来界定艺术的。首先,“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也就是说,乐不是黄钟大吕等音律,也不只是弹琴、唱歌,手执干扬舞蹈;其次,“乐师辩乎声诗,故北面而弦”,这句话表面是说,乐师只懂得乐的技艺,只能坐在堂下演奏,骨子里是说,象乐师、歌者、舞者诸人,也还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充其量只是艺术匠人,只不过是用来敷衍故事的活动道具而已。正如《乐论篇》所说:“(故)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也说是说,钟鼓管磬这些乐器,只不过是乐     

船山对《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阐释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乐论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通过乐与声、乐与礼、乐与教三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乐论思想。其中,"乐"与"声"以心为其本体,源于情动,声为乐象,以是否具有道德性作为乐与声的本质区别;"乐"与"礼"存在本质、社会功能等差异,有着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乐"陶冶性情之功及其道德特征,使"乐"与"教"紧密结合,教以"乐"为内容,善民心,易风俗,养君子人格,成良好政治德性,实现天、地、人的和谐;乐以"教"为则,"教"规定了"乐"的内涵与目的,限制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     

试论荀子礼乐思想的当代意义

礼乐文化是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中国,传播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与其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礼乐文化传承.以荀子的《礼论》和《乐论》为例,解析了其礼乐论的内容、功能及其当代意义.荀子主张以礼治国,以乐化民,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乐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承至今,其核心价值依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和”的价值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礼记·乐记》与孔子“乐”之思想差异考辨

学界对孔子乐之思想的研究多结合《乐记》来展开,但是,实际上《乐记》虽然继承了孔子的乐之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扭曲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孔子讲"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实是讲礼的规范作用,教民如何去做,而经荀子到《乐记》,则无限地夸大了乐的政治功能,甚至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其次,对"郑声"的解释,后人多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乐论》中的记载来加以理解,实际上这些书中的资料来源并不一定可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乐之思想有过度发挥之处;再次,孔子既肯定乐的形式美,又重视乐的内容,提出的目标是"尽美""尽善",而《乐记》对此有篡改。总之,《乐记》强化了乐的教化功能,完全否定了乐的审美功能,僵化了乐的创作原则,从而使乐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教化的工具,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过度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孔子的思想。     

《乐记》与中国古代的乐教

《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中的“乐”,为原始性的“乐”,其内涵是诗、歌、乐、舞、的总称。古代儒家首先重视的不是作为艺术存在的“乐”,而是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必要方面的“乐教”。《乐记》反映了先秦“乐教”的主要特点: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反对侈乐;强调音乐演奏的次类相等,反对僭礼之乐;强调闻乐知德、闻乐知风,推崇古乐、反对新声。古代乐教与礼教密切相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思想中《乐记》的不同面向——以诸子的礼乐批判及音乐术语的发展为核心

《礼记·乐记》是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方面最全面的文献,向来备受古今中外学界的关注,但是对此的研究一直围绕着其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进行,对其思想内容仍没有重大突破。一方面,比较《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及《吕氏春秋》相关部分,可以看出《乐记》成书时接受了《荀子·乐论》以及不同来源的先秦思想,而其基本音乐术语不会晚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另一方面,理解先秦诸子音乐话语及其对儒家礼乐的批判,对深入探讨《乐记》的成书动机及其各篇章的不同面向十分必要。《乐记》除了证明礼乐思想的正当性以外,也涉及音乐与情绪的密切联系,礼、乐概念的相辅相成,以及声、音、乐概念的系统化等各个方面。《乐记》集儒家音乐讨论之大成,其中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探讨。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上博简《邦风》"其声善"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邦风》“其声善”。“其声善”是对宗周“典乐”演礼流程的特征性总结。《邦风》以兴言礼义,以乐奏象礼,歌于君臣燕飨“典乐”,弦于乡人举贤序齿,“文而谲谏”,“广乐成教”,是获得上下认同的有效政治途径,广泛切实地履行宗周“典乐”温柔敦厚的《诗》教使命。     

“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一是从主客两个方面建立了乐的本源论;二是从形式创造切入论述了乐的审美特征;三是从乐与礼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乐的功能;四是博采众家之长构建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周易》之天人哲学与传统艺术观

<正> 一《周易》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其自然观的基础之上,“天地养万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观念充斥了这部经典的一切方面。在八卦系统中,以象征天地的乾坤两卦为最重要,《系辞》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地乃是自然万物之最本原的存在。《系辞》曰:“生生之谓易”,又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晋韩康伯注:“天地者,易之门户;而易之为义,兼周万物,故曰行乎其中矣。”这种关于天地生成万物并支配一切的思想,构成了《周易》哲学的理论基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尽管也认为“唯天为大”,但似乎并没有象《周易》那样将天的原则与社会的伦理政治礼乐等等神秘地联系起来。是产生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     

经典中《大武》乐的道德与审美——从《礼记·乐记》评《大武》乐说起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大武》乐的制定是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依托。武王伐纣功成而作《大武》乐,但是有关武王伐纣事件的讨论使得《大武》乐的主题未得明朗。孔子崇尚文王之德,因此称《武》"尽美而未尽善",《礼记·乐记》在《宾牟贾》篇中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周武王的盛大功德以及与儒家礼乐思想相契合的道德规范的教化。对《大武》乐的解释也存在着在经典的语境中道德判断与审美价值的不平衡。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易象视域下的法学观——论《易传》的法律观

自然界有其固有秩序与法则,礼与法皆本于自然法则而立.但二者无法直接取诸天地万物,因此必须借助于效法自然的易象来实现,即“立象以尽意”.同时,《易传》提出“现象制器”,法律作为一种“器”,其出现也缘于易象.作为对易象进行专门解释的《象传》中亦含有大量关于断狱与理讼的思想.《易传》以易象解法学,为古代法学的权威性、合理性提供了客观依据,但儒者在对《周易》进行解释时也不乏杜撰与附会.     

易象与意象——超象表达形式及美学意义

易学是一门显学,而从美学视角研易才刚起步。学者多注目于对易作再阐释的《易传》,而探讨《易经》本身美学思想却不多见。在少数易经美学论文中,也只发挥了一些易辞所蕴含的美学情趣,而对易象本身的美学意义却绝少论及。这种研究状况是可以理解的。易象名为象,实无具象。借《老子》之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先民所创的这些奇妙的图式符号的确难以为今人的美学意识所溶解。但“易者,象也”(《系辞》),易的根本在象。无论《易传》,还是易辞,都以易象为宗。从美学角度研易不能舍象。笔者深信,易象体系是一幢不立文字的美学大厦。本文试图通过对易象结构的分析,揭示其独特的表达形式,进而揭示其与审美意象理论的血缘关系,确证易象及其表达形式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之根的特殊意义。     

《礼记&#183;乐记》“声”、“音”、“乐”辨

《礼记·乐记》中的“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由“声”到“音”再到“乐”不仅是一个艺术生成的过程 ,也是一个“同民心”而达“王道”的过程。就精神层面言 ,“乐”和“礼”一样还是儒家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有关宇宙的、人生的、政治的哲学思想。     

《礼记·乐记》“声”、“音”、“乐”辨

《礼记·乐记》中的“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由“声”到“音”再到“乐”不仅是一个艺术生成的过程 ,也是一个“同民心”而达“王道”的过程。就精神层面言 ,“乐”和“礼”一样还是儒家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有关宇宙的、人生的、政治的哲学思想。     

从周代婚姻礼俗看《关睢》

三百篇中,最为国人所熟知者,自然要数《关雎》。而它的“取冠三百”的特殊地位,又历来引起说《诗》者的普遍关注。 对于《关雎》,诸如“后妃之德”、“刺时”种种陈说,今人已断然不取。现在较普遍的说法为以下两种:1、恋歌说。持此说者,甚或将其述解成现今乡间男女自由恋爱的那副情景。这种以今论古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2、婚歌说。此说实承郑振锋所谓“娶亲时所唱的乐歌”(《文学大纲·诗经与楚辞》)而来。有论者因以反证上古婚礼有吹吹打打的举乐之俗。这又实在是一种误解。 上古婚礼是不举乐的。古代的婚仪体现为一种系列性的过程,是谓“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亲迎指婿男亲至女家迎娶,即使贵为天子诸侯,亦必躬行其礼,以示亲敬。亲迎之礼的主要内容,据《礼记·昏义》、《仪礼·士昏礼》,有车迎而无举乐。按《礼记》的说法,“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曾子问》),“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