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

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理性分为两种,一是工具理性,一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人类在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下,借助科学、技术、知识等工具以达到预期效果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价值理性则不同,它是指人类行为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那么紧密的观念崇尚和价值标准,强调动机的纯正、手段的恰当以及敬畏和自律等,难以完全用现有的知识系统加以实证的、有逻辑性的表述。试图对价值理性作工具性解释不成功,且不可能也无必要,甚至还会产生负面作用。不同的价值理性能引导人们运用分析工具对同一种经济现象作出不同的判断,形成不同的对策,进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新理性精神”之我见

发源于欧洲的理性具有纯知识性和形而上学两个特点,导致工具理性和思辩理性的统治。现代哲学走向传统理性的反面,产生非理性倾向。我们应当反思旧理性弊端,建设实践理性,以弥合理性与感性、知识与价值、经验与思辩的分裂。     

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内在特征的工具理性,与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早期理性萌芽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确立了它最初的发展趋势,近代启蒙理性则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人类行为手段和最终目的的分离、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数学化,这两者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其内在精神的最集中反映。这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都可找到其端倪。     

论现代工具理性形成的文化渊源及其影响

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内在特征的工具理性,与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早期理性萌芽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确立了它最初的发展趋势,近代启蒙理性则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人类行为手段和最终目的的分离、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数学化,这两者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其内在精神的最集中反映.这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都可找到其端倪.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论理性之两翼内在张力的合理调适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理性之两翼,既须臾不可分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和扩张,大有使二者之间的张力达到极致状态从而导致理性之内在结构发生碎裂之势。鉴于此,有必要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进行合理调适,从而使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完整理性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提供内在的动力。     

科学技术的风险后果与治理——一项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的分析

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问题。科技风险的两重性说明科技风险是可以被有效治理的。科技风险虽然根源于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但却存在于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断裂的社会境域中。对此,应构建科技风险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以促进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以及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     

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功能蕴含并应合着民主政治的两重内在追求。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表征为实然民主和应然民主的背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途径。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     

危机事件与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

SARS等危机事件最终挑战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强公共理性、强家庭理性、弱社会理性是我国现有共同体理性的总体格局 ;其转换方向是强政府理性、强社会理性、强家庭理性、强个人理性“四强并举、动态平衡” ;培育社会理性则是完善我国共同体理性的重点 ,其首要内容是在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社会信息、公共知识与社会知识基础上 ,完善相对独立的社会信息网络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市场经济下的理性精神探析

理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但随着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理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并引发价值观上的冲突.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高扬人的理性,有效解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减少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批判--来自制度构建视角的分析

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出发进行工具理性批判是工具理性批判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当下中国制度构建的工具理性缺失客观上要求现阶段的工具理性批判应首先肯定工具理性的价值,尤其是指明制度构建应运用的工具理性成果,如人性假设、形式理性等.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语境下工具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以完善制度构建.     

他者的权利问题——知识一权力论的哲学批判

他者的权利问题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通过比较利奥塔、哈贝马斯和福柯在知识权力论方面的思想异同 ,本文试图探讨在一个工具理性和真理性话语或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 ,当代西方学者对知识、真理和权力的合法性所作的反省 ,并探讨由此而暴露出的作为理性之对立面的非理性存在或理性之他者的权利问题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他者的权利问题--知识-权力论的哲学批判

他者的权利问题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通过比较利奥塔、哈贝马斯和福柯在知识权力论方面的思想异同,本文试图探讨在一个工具理性和真理性话语或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当代西方学者对知识、真理和权力的合法性所作的反省,并探讨由此而暴露出的作为理性之对立面的非理性存在或理性之他者的权利问题.     

论人文理性

本文提出人文理性是认知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历史理性和交往理性的总称。人文理性是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中间环节 ,是人们认知、批判、选择和创造人文价值观的能力。     

技术主体素质与技术理性的超越

认识根源的机构性、思想根源的独裁性、人本根源的自发性等是导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升技术主体的能力和素质,确立和完善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相关制度,是克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发展,实现技术理性超越的出路。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