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开拓、新见迭出的唐诗研究

正对唐诗在唐代的传播进行研究,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因为这必须涉及诗歌的传本,而雕版印刷虽然出现在唐代,却没有刊印过唐人的诗文集。据笔者所知,五代时和凝与贯休的集子是中国文人最早进入雕版印刷的,而唐人诗文集的刊刻在宋代才开始。没有版本依据,没有刊刻地点,没有印本数量,除了敦煌遗书中少量诗文残卷抄本,没有其他实证材料,要想描述唐诗在唐代如何传播,已经很有难度,更何况还要探讨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的关系。我对这一课题曾有过些     

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唐诗传播研究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果纳入唐诗传播研究的材料,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诗化对唐代诗人身心的滋润、产生良好传播效果的诗作激励唐代诗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诗人之间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诗艺切磋、追求传播效果促使新生代诗人出现四个角度更清晰地揭示唐诗发展的原因;可以破解一些文学发展中尚未解释清楚的文学现象,如唐人选唐诗少见杜诗、唐诗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或文学团体。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从《唐诗别裁集》看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说——兼论沈德潜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清代沈德潜以风格作为编选诗集的准的之一,对诗人作品的分别去取和品评裁定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文章将零星散布于《唐诗别裁集》中的序言、凡例、点评等评论性文字进行细致梳理,综合《唐诗别裁集》前、后两个版本关于代表性诗人诗作的选评情况,并与《唐诗正声》《唐诗品汇》和《古今诗删》等唐诗选本相比对,从而推演出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轨迹,并深入探讨沈氏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唐诗史观

《四库全书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有唐一代诗歌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论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唐诗史。它善于从诗歌史的角度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强调诗人的独特创造,通过“推源溯流”、“比较批评”等有效批评方法,准确地概括唐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和特征,既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唐诗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也能从诗歌史的角度给诗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考辨精微,评价公允,体现了清代唐诗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古典形态唐诗学的总结,对现代唐诗学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道士与唐诗

道士诗人作为唐代诗人的一个阶层,为唐诗的鼎盛作出了特殊的努力.本文对道士诗人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类代表诗人及诗作的特色进行分析.非诗人道士作为世俗诗人的交往对象,是引发诗人诗兴的直接媒介,本文以司马承祯、张果和毛仙翁等三位引发诗潮的道士为例,以见他们对唐诗繁荣的间接性贡献.     

李白女性诗歌美简析

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了清朝王琦编纂的《李太白全集》。这本书共收入唐朝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创作的诗文 1110 篇,其中诗歌 1048 首。在这1048首诗中,可以认定是描写女性的诗篇有103首,我们将它们称为“李白女性诗歌”。这些诗大约占李白全部诗歌的10%。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比唐朝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写女性的诗歌的比例要大许多。李白女性诗歌不但多,而且写得非常优美。《唐诗三百首》是众多唐诗选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为读者公认的。这本唐诗选集名为 300 首,实选唐诗307 首。在这 307 首中,李白的诗有 25 首,其中有 13 首是写女性…     

论白居易的自觉传播意识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传播极广，这与诗人主观自觉的传播意识有重要关系。这种传播意识表现为：诗人具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前期主要是为了发挥诗歌补察时政的作用，后期则转为传世留名；为了便于作品传播，白居易形成了浅切尚俗的诗风；在此基础上，诗人还积极进行多种传播活动，选择传播效果好的媒介进行传播。     

张之象与《唐诗类苑》

张之象是明代中后期东南文坛上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他出身于上海龙华世家,博综群籍,诗文高绝,孜孜不倦地参加科举考试三十余年,却屡试不第,官场不遇,以著述终老。他编纂于嘉靖中期的《唐诗类苑》,篇幅巨大,内容宏富,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分类唐诗总集,不仅对于明清诗歌总集和类书的编纂影响甚巨,而且对于唐诗学史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文献价值。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涵

<唐诗三百首>编选宗旨深受<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的影响."诗教"传统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歌教化意义,即是通过诗歌特有的感发人心的功能,潜移默化地端正人的思想、纯洁人的心灵,从而陶铸儒家理想的高尚淳厚的人格.<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含极其丰富,主要包含着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三个方面.所选诗歌一则是"思无邪"的作品,二则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三则是要达到"脍炙人口"的效果.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方干、郑谷、曹邺、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蓬莱阕下长相忆——唐代诗人与天台道士的交往

天台山道教在唐代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许多诗人与天台道士进行过直接交往,从有关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和深厚情谊,从而为唐诗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唐诗中的天竺僧形象

唐诗中天竺僧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唐代诗人对异族形象的记录、想象、执著、理想化等痕迹，存留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学事实。对天竺僧形象塑造所体现的，正是唐代诗人对印度文化所表现出的开放而自信的文化心态。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源自于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遭遇中文化应变的结果。     

论中晚唐爱情诗的兴盛

爱情诗的兴盛是中晚唐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晚唐士人“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时代精神 ;由盛唐诗气势雄浑、境界阔大到中晚唐诗意绪细赋、境界狭小的审美趣味的变迁 ;中晚唐“崇侈游宴”的社会风气促使爱情意识的产生 ,是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     

从唐诗中的＂月＂看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

月亮，向来是诗人的宠儿，与中国文学生而有缘，作为一种意象源远流长。唐诗中的月意象是古典诗词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唐代的诗人或借月造境，或以月融情，将自己独特的人文、宗教体验寄予其中，展示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尤其是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