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     

贵州六盘水乡村"三变"改革实践经验及后续完善建议

"三变"改革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和推进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了积极的尝试.本文总结了贵州省六盘水市推进乡村"三变"改革的背景、内容和运作模式.以此为基础,提出要科学把握"三变"改革形成的经验和取得成功的条件,汲取其制度优势的精髓;今后要进一步完善"三变"改革,仍有一些后续课题要做,即:完善创新创业环境,优化对新型经营主体及其带头人的培训提升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突出加强市场营销网络和品牌服务;引导农村服务业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网络化发展,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和绿色发展;加强产权、要素流转平台建设,推进"三变"改革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强农民培训,增强农民参与产业开发和创业就业的能力.     

"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的演进趋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基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差异和认识的深化,农村的扶贫模式及其实践由"输血"模式转向了"造血"模式.然而,实践却表明,单一实施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应对农村社会及其贫困问题的新变化,"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互动"模式是较好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和趋势,并据此初步提出了"政府扶贫的主体责任、完善农村的社会救助及其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农村贫困瞄准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连片特困区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与机制优化

审视我国扶贫工作由普惠性扶贫逐步转变为精准扶贫、竞争性扶贫的历程,明确当前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贫困群体社会剥夺感增强、特殊群体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变革等挑战,剖析连片特困区致贫因素与政府减贫行为选择,明晰扶贫政策异化、政府减贫行为与资源配置机制的路径依赖、中间力量的利益阻隔、贫困主体对接能力不足、公益扶贫社会氛围有待改善等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基于双边市场理念进行扶贫供需平台协作机制、驱动机制与发展保障机制设计与优化,以增强扶贫行为针对性,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推进扶贫目标实现。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中国残疾人扶贫的发展历程与政策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残疾人扶贫实践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社会救济式的非正式扶贫阶段、正式扶贫的起步阶段、扶贫攻坚阶段、长远规划阶段和精准扶贫的机制创新阶段;其间,扶贫政策的变迁呈现出七种趋势:从救济式非正式扶贫到专业扶贫开发、从局部扶贫到全面扶贫、从单一要素扶贫到综合要素扶贫、从粗略扶贫到精准扶贫、扶贫目标从短期实现和解决生存问题到长远规划和兼顾生存与发展、扶贫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化、扶贫措施从简单和非专业到多样和专业化.目前残疾人扶贫仍然存在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精准化程度不够,各部门扶贫任务不明确、考核机制缺失,领导机制与服务机制不完善,注重客观扶贫、不注重主观扶贫等问题.应坚持多元、综合的残疾人扶贫方向,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残疾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领导机制和服务机制,并充分发挥贫困残疾人的主体能动作用.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老村个案工作的行动研究

精准扶贫是现阶段突破贫困陷阱和扶贫陷阱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贫困人口的脱贫困境：贫困人口的脱贫主体地位被忽视；贫困人口的脱贫主体意识严重不足；扶贫利益相关方缺乏对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且忽视对贫困社区内生力量的培育。本文以秦巴山区贫困村个案工作的行动研究为切口，通过对贫困户增能赋权的干预，从扶持受困个体、培育自组织和优化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入手，实证分析了社会工作精准帮助贫困个体及其家庭稳定地脱离贫困困境的途径与效应，并建议在制度建设、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快政府购买专业性社会组织提供精准扶贫服务的进程。     

精准扶贫要先补足农村贫困群众精神之“钙”

精准扶贫既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第一民生工程。在破解深度贫困的新阶段更要精准先补足农村贫困群众精神之"钙"。笔者探析我国农村贫困群众精神之"钙"的表现和主要原因,提出精准扶贫要先补足农村贫困群众精神之"钙"的建议。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一个动态、不断反馈、开放运行的有机系统,其目标的实现是精准扶贫识别、精准扶贫帮扶、精准扶贫管理三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该系统会随着乡村旅游扶贫环境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包括:"三产"融合,延伸农村产业链;因地制宜,实施精准帮扶;"五化"理念,打造乡村旅游精品;协同联动,形成政策合力;注重人力,构建培训机制;智慧乡村,优化营销平台。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全国同步小康的对策思考

当前,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财政投入总量不足、输血式被动扶贫为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缺乏、返贫及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突出、金融扶贫不足、扶贫手段单一、扶贫退出机制缺乏、人才建设不足等问题。本文认为,应通过进一步增加专项扶贫投入,重视贫困地区优生优育和子女教育问题,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以产业扶贫为核心的造血式扶贫水平,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金融扶贫,充分利用城镇化机遇,推动扶贫手段多样化,完善扶贫退出机制,提高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待遇等,切实提升扶贫工作效果,实现贫困地区同步小康。     

微型金融对女性减贫的影响:基于金融赋权视角的分析

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中的女性化趋势现象不容忽视。微型金融作为一种以促进性别平等为目的的扶贫方式创新,已成为满足女性贫困群体金融需求的运作模式。微型金融可以通过信贷和保险服务获得渠道、赋权效应等促进女性增权,不仅可以借助小额信贷服务加强女性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而且可以借助参与式扶贫项目,自下而上增加女性的能动性和可行能力,从而有利于女性反贫困。中国微型金融在甘肃、河北等地的实践表明,微型金融(特别是妇女小额信贷)是扶助农村贫困妇女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反贫困工具的创新。实证结果也发现,微型金融机构扩大女性借款人群体的覆盖面有利于其实现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协同发展。因此,应加大教育投入,重视并加强女性素质教育;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微型金融可持续发展;完善互助合作社融资模式,加快扶贫融资模式改革;发挥妇联组织的特殊优势,构建适合妇女小额信贷的政策环境。     

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

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绿色发展原则没有得到落实、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缺乏生态要素、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负面生态影响等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精准扶贫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正确认识贫困区优势,保障生态资源物尽其用;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生态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四大重要关系

精准扶贫的提出是扶贫攻坚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调研结果显示,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在个体性贫困与整体性贫困交织的地区,扶贫工作过于强调"精准",而忽视了贫困地区的整体性条件改善,个体发展缺乏外部带动和支持;政府全面主导的模式对市场机制形成了排斥和挤出效应,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因忽略了"精准脱贫"的目标,单纯追求脱贫手段的形式化和政绩化,扶贫目标难以实现;过度重视物质投入而轻能力建设,形成部分贫困者的"福利依赖"。因此,精准扶贫必须把握好整体与个体、政府与市场、目标与手段、物质帮扶与能力建设四大重要关系。     

“精准脱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到后半程,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比较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群率先实现贫困摘帽,但在脱贫攻坚的最后时期,剩余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脱贫难度更大。脱贫攻坚是为了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与减贫存在内在理论逻辑关联。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扶贫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康复”残疾人精准扶贫模式及其运作路径研究——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残疾人“精准扶贫”是一项迫切任务。在“精准扶贫”的总体框架下，鉴于残疾人群体的自身特点，残疾人 “精准扶贫”具有其特殊性与特殊实施路径。基于协同治理视角，把残疾人精准扶贫和残疾人康复工作融合起来，建立“+康复”残疾人精准扶贫新模式，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供给侧革新，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对接，确保残疾人精准扶贫的针对性、全面性和高效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精准扶贫”战略中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之必须。对推动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的良性发展,无疑具有极为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