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构论:全貌概要和精义探微

"社会互构论"以现代性之全球化与本土社会转型为背景性视域,着力理解和阐释多元社会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型塑、同构共生关系."社会互构论"认为,"社会互构"体现了现时代社会现象及过程中蕴涵的根本性和实质性的关系机制,"我们身处于社会互构的时代".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主题,"社会互构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给予了具体思考."社会互构论"主张,社会学理论具有内在的实践性和价值性,真正的社会学必是且只能是实践的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实践领域发生的结构性巨变,为中国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宽阔视野、重大题材和现实养料.这也决定了"社会互构论"是一个仍在继续发展和丰富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互构的理路与东亚的共同繁荣

东亚通过独具特色的进程形成了与欧美现代化极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东亚特色的一个重要基点也许在于一些学者所 说的"文化东亚",即儒教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文化内聚力和整合力。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 威权机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某种共性。如果用"社会互构论"的眼界和理路,可以将中、日、韩三国 为核心的东亚视为"区域性互构共生体系"或称"东亚互构共生域"。这里的"互构"是从主体行动、权力、权益的自主性和平等性 来检视"东亚互构共生域"前景的。主体的差异性是"社会互构"的基本预设前提,因为差异才可以言互构,越是差异也就越要求 互补,通过求同存异的过程来求得互构共生的最佳值。东亚的兴起本身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旧式现代性的一个有力挑战。中、日、 韩三国对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共同关注,将重建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通 过对三国的共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政党和政府精英的腐败、三国自由贸易的推进,以及经济、 政治、文化领域如何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对国际关系秩序以及全球化进程形成深远的影响。中、日、韩三 国应当尽可能地达到三赢互利,避免     

社会救助权的法律定位及其实现

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它具有社会保障权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社会救助权在社会保障权利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的地位。树立先进的社会救助理念,制定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完善社会救助权的法律救济,是我国公民社会救助权实现的基本路径。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社会互构论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取向及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再次调整、转变和互构过程.从社会互构论视野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两个建构趋向:国家职能从集权走向放权和社会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同时,当前学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市民社会问题,以及研究视角和路径等缺乏必要的反思,对其探讨更应关注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     

社会互构论:从差异走向认同的追求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运行论”的出现,开创了中国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话语形态;约20年后,郑杭生又推出了他的《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以新的理论话语表达了中国社会学对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和谐共享社会的期待。本文通过《社会互构论》的内涵、要义及“互构谐变”的理念和原则,向大家阐释其所要表达的化解差异矛盾、增进沟通协商、达成包容谅解、实现互惠共赢,不断从差异走向认同的理论追求。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民间力量与社会和谐

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检视和反思,可能再一次触及传统的西式理论困局。同时,也可看到这类理论困局的现实折射所引发的各种实际问题。这表明,我们所持理念、姿态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将会预定不同的行动选择和实践取向。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国家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应当是"合作的三维"。民间力量的作用不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过程,而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中体现出来的。     

论社会救助权

当个体生存遭受自然或社会危险而无力自救时,获得社会救助不仅仅是一项道义诉求,而是一项基于法律的权利主张.社会救助权是对公民生存权的补救和扩展.确立和落实社会救助权,是社会救助立法的核心立法宗旨所在.以《社会救助法》的立法实践为契机,从法理上厘清社会救助权的根据、性属与功能,构建社会救助权的框架体系,对社会救助立法的价值定位,以及对社会救助立法的整体构造,都具有方向性意义.     

“社会互构论”视阈下社会复合主体参与及互构机制

以"社会互构论"为视角,重新审视我国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形塑社区文化形态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者的关系结构在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中形成,又在相互选择的结果中不断调整。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已然形成了复合主体,这一主体功能的发挥需要各主体行为的良性互动和关系的合理调整。     

农民工与社会结构的互构——以农民工就业为例的分析

文章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互构机制,并以农民工就业为例,展现了这种互构机制的具体运作。认为,制度安排、经济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既限制着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行动,也为之提供着有利条件和空间;作为主体行动者,农民工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的适应行动既再生产了原有的结构环境,也推动了结构的变迁,拓展着自身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变迁了的结构又成为农民工适应行动的新的环境。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农民工与社会结构密切互构共变的过程。     

社会存在与社会认识--浅论马克思的哲学范式革命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最集中地体现在其社会存在论上 ,正是它彻底地摧毁了“绝对存在”的神话与“纯粹知识”的幻想 ,并因此引发了哲学范式的重大革命。通过将抽象绝对、超历史的存在还原为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 ,通过阐明“劳动 -交往 -认识”三位一体的全新实践观 ,马克思从根本上消解了存在与意识、理念界与现实界、认识与实践的狭隘对立 ,从而完全颠覆了“在社会实践之外、从抽象本体出发去思辨演绎世界及其历史”的旧哲学范式 ,并最终创立了始终植根于实践、将世界万物和人类历史理解为作为社会实践之产物的社会存在物的全新哲学范式     

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

本文旨在阐述布尔迪厄有关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的社会学理论,考察了他所运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惯习、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场域、区隔等.布尔迪厄试图建构一种由社会空间构成的差异化模型:社会空间是一个差异体系,即根据不同阶级而差异分布的,每一空间在结构上具有整体性特征,也可以说,社会阶级是通过划分社会空间的各个区域而区分出来的.     

社会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保险是中国企业的主要社会责任内容,目前企业社会保险存在着严峻的问题,面临着许多困境。文章认为应该通过调整社会保险费率,重构企业社会保险体系,加强社会保险立法与执法,深化社会保险责任中的公平效率、权利义务观念,使企业自觉、合理地承担起社会保险责任。     

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稳定

社会分层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我国的社会分层一方面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国社会的整体稳定,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对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如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弱小、身份壁垒等。这些问题可通过改革过时的制度与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等途径来解决。     

社会资本与社会革命、社会建设——从社会资本角度解读中共领导社会发展的逻辑

与党建研究中把党的领导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不同,本文以逻辑分层,以中共领导的社会(非国家)发展为研究对象,确立了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两个层次.改革开放以前,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思维占据了主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革命让位于社会建设的思维.在不同的领导思维中,中共总是善于利用和投资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角度来观察这两种领导思维,将具有更多的新涵义.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理论与问题

文章认为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讨论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主要涉及二个主题———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及规律和社会不平等的变化及规律。然而,由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问题,为此,本文就结合有关的中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所发生社会分层结构变迁问题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社会转型与创新乡村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出现利益主体多元、管理内容复杂等特点,传统的乡村社会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乡村社会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发展的根基之所在,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创新乡村社会管理追在眉睫。现阶段,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形成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社会排斥与社会政策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农民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以及城中村问题。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这些问题的视角,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探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以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政策,首先要做的是转变观念,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并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社会团体的三个面向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

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各项职能,对于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社会团体为例,它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主要职能来源于三个面向,即:面向会员———规范会员行为,促进行业自律;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促进资源整合配置;面向政府和其他团体———促进利益协商与对话,参与公共决策。在此过程中,社会团体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为促进社会团体的发展,调整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