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留学生的宏观考察

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在清末“留日热”、五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0年代的“留俄热”和80年代后的留学大潮的推动下,持续发展,规模宏大。留学人数大体有四五十万,可分为“政治留学”和“学问留学”两种,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变影响深远。从发展趋势看,一是留学教育的起伏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兴衰相一致;二是由单纯的留学教育问题发展成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三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逐步由“求知识”向“求生存”演变。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思想

晚清教育改革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形成了较系统的留学教育思想：提倡留学,力主留日,注重实用,加强管理,以培养合格的洋务人才。他以“中体西用”为主旨,去努力实践其留学教育思想,推动了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进步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     

略论贵州早期留学教育的兴起

近代留学教育,是贵州近代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05年兴起的留学高潮,展示了贵州知识界、教育界不甘落后,努力学习"新学"以拯救和发展贵州的信心和决心.在清末民初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贵州的留学教育特别是留学生群体,对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促进贵州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群体性事件治理视阈下的社会组织研究

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它的介入可弥补单一政府主体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在事前预防阶段发挥"渠道、制衡与保障"功能,在事中处置阶段发挥"调解与规范"功能。本文认为,可从管理体制、扶持政策、监管机制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突破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1927—1937年南京政府的出国留学政策

南京政府从１９２７年建立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１０年间的留学教育政策，主要是严格选派标准；加强组织管理；采取不同的派遣途径，以解决留学经费的不足和各方面对人才的需要。这些政策较之清末民初的留学教育更为制度化，对于提高留学质量，推动留学教育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其严重的局限性。     

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角色与网络舆论引导思路

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媒体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要求,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中,应体现其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角色存在冲突与异位现象,包括过于关心极端事件,题材挑选有失偏颇;议程设置重心偏移,过度报道吸引眼球;内部管理失范,炒作泡沫与报道失实仍时有发生。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网络舆论引导思路包括:善待与善用结合,推动和聚合社会"正能量";强化议程设置公众责任,主动适应议程设置前移新趋势;促进"知沟"弥合与消除,提升报道感召力与亲和力;加强媒体内部规范与管理,着重新闻价值深度挖掘强化正面舆论引导;改善媒介生态环境和格局,推动与规范新媒体发展。     

政府信息公开与舆论引导

突发公共事件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政府主导下有效实现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是其解决的关键。转型期的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体多元化和新媒体普及化使政府面临参与困境。在突发公共事件解决中政府应承担主导角色,要与其他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事件的主体多元协同,并在整合信息技术平台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公开的及时、透明、公正,同时科学设置事件议程,进行网络引导,推动突发公共事件的理性解决。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涌起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关系极为密切,留学日本是当时清政府解决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径并大力提倡的结果,而日本政府为了其在华的长远利益,也试图利用中国人普遍的留日愿望实现自己的阴谋,少数日本有识之士则希望通过接纳中国留学生以维护中日的传统友谊。清末留日学生人数众多,达20000以上,为当时人类有史以来留学人数之最,且所学专业多样,以师范、法律及军事为主,回国后的主流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来华留学教育的递嬗、趋势及历史影响

近代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大致分为: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全面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四个阶段,其历经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求变的发展过程。在近代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进程中,大学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其通过创新制度功能、创建专门规则、积极与国外文化机构合作等方式促进了来华留学教育发展。整体来看,来华留学教育虽因近代社会新陈代谢需要而沦为出国教育的陪衬且规模较小,但其为近代中外教育、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表征。     

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初探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而"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群体性事件正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具体外在表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深度剖析和理性认识,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对待这一社会现象。本文着重对于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的构建进行探讨,以期将这一社会现象的处理纳入法治的轨道,推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