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观与国家观:中国法治建设的“基因工程”

任何民族都有历史形成的意识层面的"基因"。中国传统的"天道哲学"是经验的,由此演绎出"法出于权"的法律观和"家国一体""差等秩序"的国家观,并在此基础上置换了某些西方舶来价值的终极指向。现代政治建设应引导社会培育现代的法律观、国家观,关键在于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公私观与现代国家成长

现代国家的特性在于公私的和谐统一。但由于公私观的差异,中西现代国家成长出现不同的历程图景。具体而言,在"私本位"的公私和谐观影响下,西方现代国家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相互增权的进程中生成的。而在"公本位"的传统公私对立观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却不同。一方面,由于受公私对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显得曲折、坎坷。另一方面,由于"公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呈现出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与扩张,到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再到国家对社会的放权从而逐步生成公民社会的历程图景。因此,从公私关系的角度解析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能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浅析

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思想和西方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上、彰显外学特征的现代生态伦理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建立的基础是境界观,而非生态观;体现的是一种境界追求,而非科学规范。但这种境界观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深层观念的变革及其理论新思路的探索,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四种境界,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生态观的境界层次。     

在中西古今之间--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之中国化身份的取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功利与审美文学观的对峙,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壁垒森严,功利主义文学创作中未必就缺乏审美所能给予主体的"愉快"或"快感";以追求"主观的合目的性"与"主观普遍性的快感"为满足的审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审美的功利主义".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基础是什么?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在哪一个层面上与功利文学观形成对峙?道家文化资源在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以及在哪些层面作出了贡献?在"影响的焦虑"下借鉴西方审美文学观的本土性基础在哪里?审美文学观的东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误读"?本文对此作了探讨.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制度性制约的目的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皇族利益,限制性权力与被限制性权力具有非对等性带来了制度性制约的弹性而非刚性。"天""德""民"对皇权的非制度性制约是以造成皇帝的天谴、内省、恐惧为基础的。制度性制约与非制度性相互融合,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现代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专制性及其与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兼论中西税制的法理差异对各自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与西方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法理基础不同.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法理基础是"编户齐民"制度,否认庶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私有权,"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百姓纳税服役是报答"皇恩",所以无论是赋税或劳役,都根据皇家的需要,具有专制性和掠夺性.西方宪政税制的法理基础是承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制税权的取得必须遵循一套法律程序,具有严格的制约机制.     

社群主义国家观浅析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两大主流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主要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选择、吸取与衍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形成,也即西方语境中的"个人"和"自由"转移成汉语语境的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深受两大话语的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有关人及其国家民族话语的影响."自由"在汉语语境中最大的衍生就是把在西方本属于与"自由"对立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内涵包容到自由之中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自由的主题上始终是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否定性,它的作用主要是工具,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具有终极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方面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优先原则与最高原则.在现代中国,"自由"绝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的派别,同时还是一个精神范畴,正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和政党事实了奉行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     

皇权与势族的较量:从西汉前中期统治格局看刘贺被黜

西汉前中期,皇权与势族之间的较量是形成当时统治格局的主因。皇权致力于打压各级各类势族以巩固统治,受先秦"王权——贵族"社会及其政治传统以及西汉包容势族力量的制度建构等因素影响,西汉的势族始终是抑制皇权的重要社会势力,吕后专政、霍光专权皆为势族影响皇权的典型事例。刘贺被黜是西汉前中期政治格局演进的一个结果,被黜原因既不是刘贺品性问题,也非霍光为刘氏皇权着想,而是汉代皇权与势族政治集团较量过程中双方力量失衡所造成的特殊政治局面。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的皇权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势族集团及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亦是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社会亦可称之为"皇权——势族"社会。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范式的流变——兼评福利理论范式的变迁

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及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观在适时地调整变化,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制度范式意义的几种不同的社会福利体制、福利政策、福利供给模式及相应的理论范式:"福利国家-政治经济"范式、"福利社会-道德经济"范式、"福利组合-混合经济"范式和"福利网络-社会经济"范式。每一种范式都是社会福利制度历史演进的表征,其制度建构、认同乃至制度危机与创新的过程,体现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的轨迹,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自觉、反思和批判的过程。     

文化视角下的法律正义观

一现代西方的法治观是建立在理性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法治观认为法律为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定,“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1](P318)法律本身就是正义最主要和直接的体现,尊重法律就是尊重正义。与西方社会的法律正义观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法律从来不是达成正义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南京国民政府税收现代化的挫折——以涉外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税收改革,开启了中国税收现代化的进程。营业税作为一个引自西方,并取代地方厘金的税种,在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人的税收关系中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中国涉外营业税却始终无法得到外商及其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致华洋税收待遇不平等的状况未能因现代税制的建立而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涉外营业税征收的历史实践再一次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中国的税收现代化进程注定充满挫折。     

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游移

中国现代性是在对传统性社会和古典性文化的超越与对西方现代性的参照中逐渐展开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性的体认或中国现代性构想的形成经历了多个不同模式的转换游移,从而使得中国现代性具有了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的"历史具体性".这就说明,中国现代性构想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不是"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的,体现了百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发展的转型特色.     

近代常关衰落与交通格局的变迁

清代前期，榷关税收是第三大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常关不断衰落，其主要体现在一是税收减少、二是征税官员视常关职务为畏途。随着西方对华侵略的加剧，近代中国交通格局友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导致常关衰落的主要原因。     

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

西方税制改革的主旋律就是税收不要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太多的激励和奖惩将会破坏市场竞争的作用,即税收要中性化。在这一指导思想的作用下,西方税制改革向着低税率、少优惠、严管理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想对我国理论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税收调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税收的操作主体是国家,因而税收政策的制定及其运用体现着国家的宏观目标与偏好,从而国家运用税收引导经济发展,调节经济运行时,有着其他各种经济手段所无法比拟的调控力,直接有效,强制规范,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调控国民经济总量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税种的选择、税率的变动、税收优惠等形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国家的政策目     

试析马克斯·韦伯的儒学观

马克斯.韦伯以基督新教为参照,从价值体系、人格取向、财富观与营利观三个方面对于儒教与新教所作的比较,不仅为其中心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而且充分展示了其体现在"中国理性资本主义之产生"问题上的儒学观。韦伯的儒学观深刻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学界。它可以被争议和质疑,却无法被驳倒和推翻。这或许应该归因于韦伯自身的多面相以及其创设的"理想类型"。     

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民本思想,其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与封建君权相互调节,相互强化;与封建专制相互依存,相互背离;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互成一体。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都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意是政权的基础,民生是治国的出发点,但是,两者在政治观、历史观、伦理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都肯定了人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关怀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两者在理念、价值、实现途径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着质的不同。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为背景,实现"臣民"向"公民"的根本转变、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以及民本与西方人本的当代融合,自觉地对民本思想进行现代转型,才能使它在当代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