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认同、非农化能力与农户"两地"退出意愿 ——兼析土地功能分异的影响及退地方式的认同序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退出是农民农村退出的关键.对云南省9个县(区)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农户的政策认同会显著增强其退地意愿;非农化能力对农户退地意愿具有门槛效应,非农化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与退地意愿显著正相关,但较低或较高时对退地意愿无显著影响;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使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宅基地退出意愿弱于承包地退出意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风险和收益稳定持续的退地方式,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而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方式.应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农户的政策认同度;要警惕非农化边界效应陷阱,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要构建和完善一种分期、稳定、持续的退地补偿机制,并基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因"地"施政.     

重庆“转户农民”退地情况调查与启示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处置,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转户农民"①自愿退出土地的比率较低。影响"转户农民"退地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有:配套政策未及时跟上、历史遗留问题、现行政策欠完善、土地利用未明确、改革资金周转困难等。"转户农民"退出土地,利于农村、农业更好地发展,利于其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也利于缓解改革财政压力;而农民转户不退地,可能形成"城乡三元"人口结构,使农村、农业发展陷入僵局,也会阻碍下一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宣传,尽快落实户改配套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现行户改政策和退出土地利用政策,拓展改革资金来源,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并允许"转户农民"退回农村,消除其后顾之忧。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何去何从——来自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的经验与启示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是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改革试点"分析框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嵌入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的实践中进行纵深观察。案例研究发现,农户退地意愿是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行为合法性的有效来源;财政兜底式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路径面临较大经济风险;农业开发项目先期进入是影响退地后续利用的关键因素;改革试点结果显示退地过程并未引发农户彻底离村、进城。鉴于此,进一步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应尊重异质性改革需求,渐进式推进改革;重视改革路径的可持续性,有序推进改革;构建"农户预退出+集体收储+挂牌招商"机制,实现退用结合的长效改革;注重配套改革,统筹推进改革。     

中国进城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

以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农民进城”难以避免和化解长期以来的不平等矛盾。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其做了大量辩解,开出了理论“药方”,但“农民进城”困境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根本消除进城农民面临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解决了农民进城面临的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我国农民进城后仍遇到了城乡二元经济差异、福利待遇城乡不均等诸多问题。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农民进城”中的不平等问题,为我国未来进城农民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应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保障机会公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分割;坚持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经济补偿模式、农户家庭特征与土地承包权退出

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退出,关键就是引导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退出方式和经济补偿模式.基于当前的国家政策和我国农村现实要求,对现有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进行细化,纳入经济补偿条件,分析以承包地换现金补偿、以承包地换村集体经济股权、以承包地换社会保障三种经济补偿模式下,农户家庭特征对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同时以中部地区安徽省、江西省调研数据作为对照研究样本,分析不同区域在不同经济补偿模式下,退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我国土地承包地退出制度改革应构建土地退出经济补偿机制、积极探索良性有序退出模式,严格落实和完善有愿有偿退出程序,建立健全土地退出政策服务体系.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束与制度创新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缩小二元差距的牛鼻子,以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社会制度改革的重心。重庆市推进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试点和示范。但是城乡二元制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巨复系统,制度之间相互约束;同时制度改革隐含巨大的改革成本。重庆市一方面要循序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在已有土地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教育制度等系列改革基础上,还应推出农村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承包地退休退出制度、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等关键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削弱和消除因制度原因造成的农民工市民化心理障碍。     

家庭农场地权稳定性提升的实现策略——从土地租赁型过渡到土地产权型

家庭农场的规模化土地是通过众多土地流转合同构建起来的"契约式合并",存在着地权的不稳定性、收益分配的复杂性、生产经营的低可持续性等问题。应通过农民土地退出这一桥梁和纽带,逐步扩大家庭农场享有完全支配权和控制权的承包地规模,进而实现由土地租赁型家庭农场向土地产权型家庭农场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可能面临土地退出对价补偿水平以及补偿方式的确定、家庭农场主支付土地退出对价补偿的资金来源、退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科学界定土地退出对价补偿标准,设计多元化的退地对价补偿方式;拓展家庭农场筹资渠道,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完善退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退地方式,降低农民退地风险。     

论我国农民进城方式与条件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制约着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彻底消除之前 ,农民即使进入大中城市 ,也不可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权利。我国农民进城的条件 ,首先取决于城市门槛的高低。我国农民进城的条件 ,还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制约 ,这就导致农民进城就业的宏观环境更加严峻。因此 ,必须探索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模式 ,要消除不利于农民进城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接纳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但受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三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五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理解、尊重、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问题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有利于城乡产业结构调整 ;有利于农民实现兼业转移 ,增加收入 ;有利于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有利于农业发展。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 ,需要消除其思想、体制、政策障碍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进城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土地金融开发的条件、框架与对策——基于重庆改革发展的视角

发展农村土地金融的三大必备条件是土地产权完整、权利交易自由和农民保障完善。农村"三权"抵押和"三三法"抵押物偿债机制的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和"地票"交易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多样化、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重庆初步具备了推行农村土地金融的条件。要逐渐建立"农民土地实物资产交易金融"和"农民土地权益资产交易金融"两类土地金融体系,制定农地金融扶持政策体系和农村非农地金融开发政策体系,培育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内部积累和运行机制,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以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重庆“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论农村承包地调整的“特殊情形”

在实践中，对“特殊情形”与农村承包地调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存在着片面化、否定、不恰当扩大适用对象等问题。在我国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中客观存在着法定双向调整、法定单向调整、约定双向调整等承包地调整模式。从分析中可见，在农村承包地调整中并非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可能适用农村承包地调整，因而“特殊情形”与不同模式的承包地调整之间存着不同的逻辑关系：“特殊情形”是法定双向调整的必要条件；“特殊情形”是法定单向调整的充分条件；“特殊情形”是约定双向调整的选择性条件。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的制度悖论解析

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虽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制度作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存在着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巨额价格＂剪刀差＂;＂公共利益＂范畴肆意扩大,致使征地范围过宽;土地流转补偿机制存在缺陷;失地农民正当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杜绝＂土地财政＂,规避政府自利行为;明确＂公共利益＂范围,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建立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长效机制,保障其生活质量等对现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制度纠偏。     

改革三十年重估“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关于土地现代化问题的价值

新世纪农村再次面临土地改革问题。或许此时正是我们认真评估“十七年”作家关于农村题材、关于土地集中问题的思考和现代化想象，而不应因“政”废言。因为当年“十七年”作家正是与新世纪的作家一样面临土改之后，农村土地再次集中与农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重估“十七年”作家这一方面的探索有助于新世纪作家创作中对农村土地现代化问题、农村改革问题的把握。“十七年”作家对于农村土地集中的可行性探索，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对互助组的需求；二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三是土地集中对人的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机会主义、土地产权、合法权威与农村“界畔纠纷”——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视角的精练解释

在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所致的农村土地价值显性化激发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农村土地承包权划分不清和农村"合法权威"的缺位则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难以有效约束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之下,村民间为争夺土地附加价值而产生的"界畔纠纷"有其必然性。应继续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工作,建立划分明确、易于执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通过建立惩罚和约束农民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法规、树立政府管理部门的廉政形象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文化素质,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规则在农民内心进行内化,实现法律秩序的经验效力,树立农村社会"权威",才能有效控制当前我国农村的"界畔纠纷"。     

从“农转城空巢老人”看土地市场化改革——基于重庆市綦江区东溪镇大榜村调查的思考

分户转城住村的农转城空巢老人,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特有现象。农转城空巢老人是居住乡村的"城镇居民",农转城并未给其生活来实际的改变,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健康状况、闲暇状况都不容乐观。农村老人分户转城是为了留住土地这个"根",转城住村是为了守住"一亩三分地","土地财富"是农转城空巢老人问题的关节点。因此,必须通过土地市场化改革,确保农民的土地财富,才能引导农转城空巢老人走出困境,才能实现农民"转户进城"成为新市民的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