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

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前些年，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被誉为最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他把诗歌直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张最受推崇，而很少从诗歌自身的特点、规律去加以探讨。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外在的解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探讨文艺的特征，因此对白居易诗论和讽谕诗的评价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在谈到白居易的诗论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那种相沿多年的看法，即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     

白居易美学思想分析

本文作者对白居易的美学思想作了新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在李白、杜甫之后,白居易通过说诗、论诗、评诗和写诗表达了他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鲜明地亮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美学主张。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两种现实主义

各种类型的现实主义文学有一共同点,即强调要“忠于现实”。但“现实”这一概念本身即有双重内涵:一是针对“历史”,强调的是当代,是眼前的现状;一是针对“理想”、“虚幻”、“主观情感”,侧重于客观实在,避免主观对客观的直接干预,反对对客观世界扭曲变形。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能将这两重内涵完美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既客观地再现了生活真实,又密切关注当代社会问题,对时代风云的变幻及时作出反映并以艺术的方式予以针砭。 然而,由于哲学和美学思想、文化心理及文艺观念的差异,中国与西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现实主义传统。 提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我们首先想到《诗经》、汉乐府民歌,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以及《呐喊》、《子夜》、《家》、《骆驼祥子》等现代小说。它们基本是按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现实,写的是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大都具有真实性与客观性。但是,古代与今天的文论家提及它们时,更为重视的是其缘事而发,对于国计民生的关心、对于社会黑暗的揭露。用白居易的话说叫“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用今天的话说就叫“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中国古代的现实     

梨花一枝春带雨——试谈《长恨歌》的语言美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新乐府运动的旗手。他的诗歌,不但体现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形式,尤其在语言方面,形成了平易晓畅的新风格,从而雅俗共赏。广为流传。白诗语言风格的代表作《长恨歌》更是绘灸人口的上乘佳品。宣宗李忱吊白居易诗云,“童子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王昌龄诗艺新探

王昌龄的诗歌与诗论在唐诗中具有早、全、新的特点。所谓“早”即王昌龄的诗歌创作在开元 2 2年前 ,已名满天下 ,成为唐音的先导。所谓“全” ,即王昌龄的诗歌题材多样 ,体裁全面 ,结构新颖 ,体现了丰富性、全面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所谓“新” ,即王昌龄的诗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要求和创造革新 ,并在《诗格》中提出了“情景理相兼”、“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抒发真情实感”的创作理论 ,从而对传承初唐与盛唐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奠定了王昌龄在唐诗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诗的“散文美”——论艾青关于新诗的一个美学主张

新诗的“散文美”这一奇特,尖新的美学主张,是艾青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来的,并贯串于他的整个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本文想结合他的诗论与创作,联系新诗发展的背景,对“散文美”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散文美”决不是“散文化”。艾青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对这起码的常识是不会不清楚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又说:诗决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如果认为“诗只不过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形式”,那么“即使你写了许多采用诗的体裁的东西,结果依然不是诗”。既然艾青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散文美”的主张呢?让我们先温习艾青在《诗论·美学》里的一段话吧:“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也就是说,“敢文美”主张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诗歌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需要。     

“富贵诗”杂谈

每听人讲文学史时,总以白居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为例,来说明白居易善写“富贵诗”。并且还每每听到对穷措大好堆砌金银玉锦之类的词藻来写富贵诗的无聊加以嘲并,说是全然不能达到目的,而白居易不用这类字眼,却写的富贵有气派。这大约也算是人人皆知的文学掌故了,白居易很会用“富贵”语,穷措大不会写“富贵诗”。近翻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却见到了与众有异的说法。《后山诗话》说:“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     

刘禹锡七绝论评

作为唐代一个有影响、有杰出成就的诗人,刘禹锡的诗歌成就也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尽管他的七律《西塞山怀古》当时就已压倒元稹、白居易,被后人誉为“中唐时之《秋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句也曾使白居易赞叹不已,以为“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持”然而,最能显示他的诗歌位置的,似乎还是他的七言绝句。李攀龙、翁方纲等对他的诗歌成就评价并不高,王夫之对他参与“水贞革新”的行为也不满,但对他的七绝成就却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此,当我们在估价他整个诗歌成就的时候,不能不对他的七绝成就作一番评价。     

雍陶生平及诗歌创作初探

雍陶字国钧,成都人。其生年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公元805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董肃秋、陈新选注《唐人绝句选》等皆沿用此说,均未言所据。从关于雍陶生平有限的材料看,这依据很可能就是《唐才子传》上“少贫,遭蜀中乱后,播越羁旅,有诗云:‘贫当多病日,闲过少年时。’”一段话。这段话引自雍陶下第时所作的《自述》(一作《下第》)诗,下第时间无考。但雍陶再下第的时间可考定为长庆二年(822)(集中有《再下第将归荆楚上白舍人》,“白舍人”即白居易,长庆元年十月至二年七月为中书舍人)春。则此诗之作不得晚于长庆元年。所谓“(少)遭     

令狐楚作品传流及散佚考述

令狐楚(766—837),字壳士,太原人,唐贞元七年(791)进士,宪宗时官至宰相,后又节度天平、河东诸镇,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人白居易尝一再呼为“诗敌”,刘禹锡目之为“今日文章主”,而《旧唐书·元稹传》则更称之为“一代文宗”,由此可见其当时文坛之地位。那么他倒底曾有过哪些诗、文创作呢? 综括《新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唐以后诸家公私书目的记载,令狐楚诗文创作的结集(包括与他人唱酬的合集)总共     

白居易评价之我见——兼与裴斐、王启兴先生商榷

裴斐先生的《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66期)发表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因为它不仅仅是就古论古,而是与现实、与当代文艺理论界的动态密切相关。裴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白居易“以政教言诗”是不是现实主义诗论?当时是否存在过一个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诗以俗为美的审美观

中唐诗歌在审美观上有较大变化,与韩愈以丑为美相对的,便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以俗为美。这里的“俗”,不是仅指语言形式的通俗明白,而主要是指在审美观念上世俗化的倾向,从而导致白氏诗作从题材、意境、格调、结构、语言一系列的变化。白居易诗以俗为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沉积。大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从顶峰走向坡谷。所谓“中兴”,无论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或是地主阶级社会心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来说,已不能追摹盛唐。弥漫着人们的     

皮日休的文学批评

皮日休是一位热心用世的文人。其《皮子文薮》十卷多有志于用世救时之作。他揭橥的写作宗旨是“上剥远非,下补近失”。深受韩愈、元结影响。“救时补政”是他一贯强调的文学主张,所以对白居易十分推崇。提倡诗风应崇实抑浮。于唐代诗人中,还推尊陈子昂、李白、杜甫、孟浩然四人。对陆龟蒙的诗才评价很高。都反映了他的论诗主张。他把杂体诗和古体诗、近体诗并列为三大类样式,显然是把杂体诗的地位过于抬高了。     

“五言长城”原自诩

唐刘长卿诗“诗调雅畅,甚能炼饰”(《辛文房《唐才子传》),胡应麟在《诗薮》中评述“七言律以才藻论……中唐莫过文房(长卿字)”,而关于他与“五言长城”称号的公案,则向有歧说。 《唐才子传》说他被“权德舆称为‘五言长     

爱默生文艺思想研究——以《日晷》为例

作为超验主义的“喉舌”，《日晷》的宗旨是宣传超验主义者关于社会进步与改革的新思想。爱默生坚信社会改造必始于个人改进，而增进个人道德和自我教化的途径则在于文学。他主张拓宽文学题材，创建新的文学样式，丰富其表现手法，使文学作品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塑造其国民性。同时，他还倡导“天才说”，主张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是性灵受到激荡的“即席之作”，诗人应当大胆抒写自我，追求思想和心灵的自由表达，而诗歌艺术性方面的瑕疵则可以忽略。《日晷》的编选，正体现了爱默生的文艺思想，也预言了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方向。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情感——文学之生命

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情感便没有文学,便没有文学创作。文学以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人是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形象的主体就是人。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必然要表现出入的思想、道德、情感等社会因素。然而,与文学所表现的其它因素相比较,情感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就在于,情感赋予文学作品以生命。这种观点,早已有之。严羽曾提出:“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白居易虽看重诗的说理教化,但他也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看作诗之根本。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没有感情,没有传达这种感情所产生的感染力量,便没有艺术。”(《论艺术》)当然,把情感说成是文学唯一的表现对象,未免失之极端,但对文学来说,情感确实是它主要的、不可缺少的表现要素。文学必须表现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