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越南的革命活动及其意义

在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革命运动中,越南曾处于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在南洋的第一个分会,是在越南建立的。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同盟会发动的南方六次武装起义,是由孙中山在越南策划和指挥的。在这几次武装起义中,越南华侨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各地华侨所不及”的。在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中,越南华侨更是舍生忘死,浴血战斗。在     

“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中山学社、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29—31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69篇论文。会议主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关于同盟会;(二)关于孙中山与其他革命党人的思想;(三)关于同盟会、辛亥革命与周边国家革命运动的关系。张磊《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在民主革命年代起着“革命之中枢”的作用。蒋永敬《孙中山革命希望的新纪元———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从“中华民国”、“三民主…     

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正> 孙中山先生自建立同盟会始,就规定该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称这个宗旨为“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不久,他又将这个“大本”阐发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的概括.为了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他设计了著名的“三序方略”,规定了以党建国和治国的时间和方法.从同盟会时代的革命方略,到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和中国国民党的《建国方略》,孙中山都把从军法之治开始到约法之治结束这段时间称为革命时期.他又将革命时期,视为建国时期.建国结束后,即进入治国时期.也就是说,他主张军政、训政时期是以党建国,宪政时期是以党治国.方略规定在建国时期,党的责任是:     

孙中山和国民革命

<正> “国民革命”的口号,孙中山早在一九○六年为同盟会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就提了出来,并作了这样的解释:“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后来,孙中山在《遗嘱》中更加明确地表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此,可以这样说,孙中山毕生所从事的革命运动,都可以称作“国民革命”。但是,从严格意义看来,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真正涵义作进一步的阐发并付之实践,应该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而人们普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     

对民国会党的历史评价

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已经与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会党组织有过密切的联系,如三合会、哥老会等。当时会党大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从事活动,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像资产阶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就其“反清”的目的来说与革命党人是一致的,所以和同盟会曾有过合作。它们在推翻封建统治过程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在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后,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软弱性最终与封建势力相妥协,使得会党组织从此与革命党分道扬镳,有的会党甚至遭到革命党与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     

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视武昌起义为“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新中国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显得很不重视。     

章太炎与同盟会的分歧

我们发现,章太炎与同盟会内部争议的许多问题都有密切关系.从同盟会成立到同盟会解体,他几次卷入党内风潮的漩涡,对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都有自己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在已往的研究中,有的论者认为章太炎完全不顾革命全局利益“闹分裂”,处处反对孙中山.这是一种错觉和误解.将内部矛盾的政治责任推到一人身上,是不公正、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考察章太炎一生功过,必须全面地、客观地研究他与孙中山的关系,研究同盟会内部矛盾的发生与发展.     

民初国会述论

民初国会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这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同盟会的主要革命纲领。1905年同盟会成立宣言,把“建立民国”曾具体概括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由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这实际就是宣布把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议会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     

中华革命党别议

中华革命党从诞生的时候起,就颇遭时人非议。今人论及,尚多认为它只是一个“服从个人的、狭隘的革命小团体”,具有“严重的宗派性”。领导了一场伟大革命的孙中山为什么要组建一个具有“严重宗派性”的小团体?中华革命党有别于同盟会、民     

民主政治:从理想到现实的艰难求索——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政治学分析

以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向理论视角,展开文献、实证与学理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可以厘清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演变脉络,揭示演变的性质、特征与动因,从而展示同盟会精英为创建中国民主制度所做的艰难求索。在同盟会建立领导体制的实际过程中,孙中山、黄兴出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未能落实“章程”规定的民主领导体制,基本实行的是领袖集权体制。宋教仁则通过同盟会改组国民党的实际运作,为构建民主领导体制进行了首次成功的尝试。因此,民主政治理想在同盟会内有逐步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从孙中山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曾从资产阶级革命党建设的角度,进行过许多反思。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教训在于：一是国民革命没有“以革命党为根本”,即没有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建设成一个严密的、团结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只破坏地面而不掘地底陈土”,即革命党缺乏彻底革命的纲领;三是“革命行动缺人民心力”,即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四是“革命之气一落千丈”,即革命党没有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斗争锐气。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认真吸取这些教训,对于当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建设,完成辛亥革命振兴中华的未竟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的民权理念与辛亥革命

18 96年孙中山在伦敦受到英国社会各界全力营救的传奇经历 ,对他确立民权理念关系甚大。与其说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一脉相承 ,还不如说陈天华的“开明专制论”与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一脉相承。倘若适当回顾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孙黄关系、孙章关系的波折与同盟会分裂之起因 ,不仅有助于总结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成败得失 ,而且有助于考量孙中山本人的民主素质。     

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

一九一○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集团在发动起义的方略上产生了分歧。黄兴等人仍主张继续经营两广,而宋教仁、谭人凤、赵声力主开辞长江流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 (张相文:《宋教仁传》)。以后,宋教仁等更将“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以谋长江革命”的主张付诸实行,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致力于皖、鄂、湘等省的起义组织工作。黄兴也逐渐意识到应当重视长江流域。然而,他毕竟没有亲临华中;即使是     

廖仲恺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正> 廖仲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主主义斗士、“无产阶级的好朋友”。他自1903年认识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以来,毕生追随孙中山,为拯救中国、振兴中华而奋斗,特别是晚年全力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二次革命在广东

<正> 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是孙中山发动的一场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广东是二次革命的重要战场,探讨二次革命在广东的酝酿、经过和结局,对于认识和了解辛亥革命在广东最终失败和军阀统治局面开始形成,将有一定的帮助.一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告捷.胜利的消息促使广东革命形势重新高涨,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广东迅速作出响应,革命党人领导民军在各地起义,十一月九日,广东也告“和平光复”.     

中国同盟会研究综述

20多年来的中国同盟会研究 ,主要侧重于同盟会的总体评价、同盟会较为重要人物的个案评述、同盟会成员在各地领导革命活动、同盟会的内部关系和组织流变等专题。学术争论的焦点大致集中在同盟会成立的时间、同盟会的形成方式、同盟会的组织特点与性质、同盟会的派系争斗与不断分裂、同盟会与中部同盟会的关系、同盟会的军事策略等方面。鉴于同盟会的资产阶级政党性质 ,在拓展同盟会研究方面 ,从政党的政治性、文化性、社会性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和评价 ,是非常必要的。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同盟会成立前,其民族主义以反满为主要特征,未能完全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同盟会成立后,从本质上说,已确立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但因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会党群众基本上只能接受反满的号召,加之他对帝国主义列强有幻想,同时又必须与立宪派在反满的问题上划清界限。所以,孙中山仍未能完全摆脱反满的局限。民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孙中山在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有过一些不很正确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他为大汉族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了新的飞跃。他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争取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和主张。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遗产的重要部分。     

试论廖仲恺的反帝思想

廖仲恺(1877——1925)是我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革命阶段。他自二十世纪初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以后,无论在同盟会时期或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时期,都作了出色的贡献,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特别是一九二四年以后,廖仲恺成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由于     

辛亥革命的两种起义方式——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革命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下,联合各阶层人士,以两种起义的方式而取得成功的。本文拟以对和平光复这一起义方式及与此有关的立宪派问题,试抒管见,以就正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     

评孙中山平均主义

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可是个中也掺杂着相当浓重的平均主义成分。本文试就孙中山的平均主义思想作粗疏评述,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一、从“平均地权”到“共一切事权”孙中山的平均主义有其自身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到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由于提出均田主张,表明他的平均主义开始萌发。此时,孙中山抛却改良道路而渐趋革命。早在1891年,就展现“治国平天下”的良愿宏谟。1897年,企望“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1902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依据自然法,提出:“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幕之余壤,而富斗绝于丑类,故法以均人。”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