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颠覆传统"君权"观念的晚明历史语境及其思想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坚守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君权"为视点,在晚明"越礼逾制"的历史语境中,描述了传统君权思想遭受的挑战,认为晚明对传统的批判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还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以及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密切相关.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梁漱溟“中国式民主”思想探析——兼论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关系

梁漱溟在肯定民主理念之普遍价值的同时,更为强调民主制度与中国特殊文化传统的适应性,对"中国式民主"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制度设计。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他继承了儒家的政治传统,提出"人治的多数政治",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两大基础"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法治原则"予以颠覆,凸显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特质,表现出鲜明的协商民主的色彩。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具有很强的亲和性,能够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积极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替代运动及其历史命运(1901-1949)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空前和全面的整体性危机,非简单的修补和调整所能自救,最终不得不进行全面的革故鼎新,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替代之.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次第演生了三种替代运动,即"三民主义"替代运动、社会主义替代运动和"新传统主义"替代运动.本文逐次分析了此三种替代运动的基本思路及其历史命运,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和必然趋势.     

解读《道德经》“隐喻”的中国文化之魂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干,道教是中国文化的根,隐喻是广泛应用于《道德经》,用形象的"母亲"比喻"道","子"隐喻"德"、"水"隐喻"德",通过甲骨文的研究,阐述了老子"无为"接近"为"的本义,圣君"无违"使得以百姓更好地生存。"内圣外王"不仅是儒家思想,道家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解释"老子"的隐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道教救世济人,是中国文化之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良方。     

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初探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境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既是儒学走向现代化的一种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形式的体现.二者的结合点,可从人道观、自然观、群体观、实践观、价值观、政治意识、道德观念、经济观念、教育思想、社会理念、国际学说等方面寻找.     

从朱熹、李贽到严复——兼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朱熹、李赞和严复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佛、道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李贽提倡个性解放,宣扬众生平等,批判理学籍制思想,反理学;严复接受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引进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彻底的"价值重估".这一发展过程,显示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贺麟"新心学"的基督情怀

贺麟是完全站在陆王心学的立场研究"儒家思想新开展"课题,认为自康有为以来五十年的中国哲学史就是陆王心学开展的历史,他的认识论思想也完全是继承着陆王心学的.他是在中西哲学思想交流会合的大背景下来诠释陆王心学的,认为儒家思想将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这一途径可约归为伦理道德趋向,这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有狭义的人伦道德特性,因此儒家思想应该得到西方的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的补充.为此他提出了"道德为用,宗教为用"的命题.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之体,那么西方文化的体是基督教.西方所以能够产生辉煌伟大的近代文化完全是有了基督教这一文化之体.所以西方文化之体的基督教就应该用来补充儒家思想这一中国文化之体.     

论儒家思想的原始宗教文化特征

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思想,在中国社会扎根很深,从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思想和观念。而以前人们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完全将其作为一种封建文化对待。这使人们很难看清楚其全貌,也不利于对儒家思想进行准确评价。必须看到,儒家思想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变革时期,它源于一种东方古老的原始宗教文化,又是西周社会原始宗教文化的直接继承,在其思想理论中保留有大量的原始宗教观念。     

东林党议与中国古代清议传统

晚明的东林党议,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的清议传统直接相关.中国古代的清议传统,一方面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政治制度为其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清议这一政治现象对传统政治既有补充和完善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传统政治中伦理和政治不分的特性,使得清议往往具有泛道德性,进而偏离其政治批判的路向.     

当代视角下研究孔子思想的一部力作——读王恩来《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由他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     

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性改造

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复兴意识的增强、信仰的失落和儒家思想对中国伦理的深刻影响,引发了当今中国的尊孔读经潮和所谓的"儒学复兴"潮。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的关系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学界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说迥然殊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着眼点落在了儒家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上。以农本经济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层面上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在政治层面上,不利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在思想文化层面,其思维方式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博爱精神、重视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念和好学精神,具有普适价值,可以实现其现代转化。研究儒家思想,应当具备世界眼光、全球视野。     

试论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本文认为,文化包括一切人造的事物.因此,不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只是儒学或儒家思想,它的丧失便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灵魂的丧失.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糟粕部分的丧失,并不足惜.不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估价过高,它有个重大缺点,即其中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重要因素"科学"与"民主"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公民权利方面步履维艰.     

现代视域中的儒家思想

如何对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是一个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文化本根和历史土壤的重要问题,需要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它要求我们立足于新生文化主体生成的需要,从现代社会实践价值体系建构的视域,对儒家思想的"原义"、"他义"和"今义"作出全面梳理,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和现代转换。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孔子“中庸”解

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渊深流长,在世界文明的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对它的源头和现代意义产生了兴趣。在上下五千年历史中,中国社会的伦常文化和政治文化大体上切近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主导。“中庸”是中国人信守的理念,也是儒家思想的源头与核心。今天,站到融汇人类文化的高度对中庸范畴加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明辨中华文化的特质。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建构着的中国政治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厚重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由传统型转向现代型,从单一型转向一元主导下多元滋生型。随着利益分化带来的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变化,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主流政治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亚政治文化,使政治文化结构渐趋多元化。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文化传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与“法家”曾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实际上,自荀学开创儒法合流先河之后,就已经改变了先秦传统儒家思想的霸主地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法律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传统主要有四大特征,即法自君出、司法从属于行政、刑法为主、法势术相结合。这些根深蒂固的旧法律文化传统,以其强劲的历史惯性,严重束缚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彻底肃清旧法律文化糟粕之影响,是实现法治目标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运动与近代行程:1840-1901

本土运动是指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具有高度整合性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并由此展开了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近代行程表现为本土运动的历史行程。1840—1901年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的历史逻辑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的危机是空前和全面的整体性危机,非本土运动所能自救,最终不得不进行全面的革故鼎新,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替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