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内容之比较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     

西域乐舞的异质文化特征与盛唐诗歌

唐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来自西域的乐舞,更是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影响了盛唐的诗歌创作。西域乐舞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与盛唐诗人崇尚自然、直抒胸臆的审美风尚有着天然的联系。西域乐舞的大气磅礴,与盛唐诗歌的英雄色彩也很有关联。     

盛唐诗歌的“入神”与“入圣”——论许学夷的李杜诗歌“变而入神”说

许学夷以“入神”、“入圣”为切入点 ,区别李杜与盛唐诸公的成就 ,在纵向深度上抓住了李杜诗歌水平高超的关键 ,这是文学批评史上别开生面的说法。“入神”不仅需要“入圣”的能力 ,还需要“变”的素质和众多条件。李杜之“变”不是随意的 ,是“正变得兼”,“按美的规律去建造”,故能“变而入神”,创造出高于盛唐诸家的诗体。许学夷的这一认识 ,得到现代“范式理论”和文学发展论的支持 ,其方法论和学术视野表明明末清初对诗歌规律的把握已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论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

陈子昂生于初唐,殁于初唐,那是一个盛唐气象尚在蛰伏、盛唐诗歌审美要素尚在酝酿的时期,斯人身上过早地肩负了盛唐诗歌的审美追求,成为时代的先觉者,尽管在当时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其价值,并被广泛接受.这种接受不仅限于文学,还因文及人,强化对其人格力量的尊崇.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包括对陈子昂创作成就的认可、才识人品的敬仰以及模仿其创作三个方面,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主要出于社会心理需求和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等原因.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陈长义建安诗歌和盛唐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坛上两座辉煌的艺术高峰，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范式。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将它概括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汉魏风骨”等等。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人们则以“...     

曲江考辨三则

张九龄既为开元名相,亦为初、盛唐间之著名诗人。其继承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开拓盛唐诗坛,颇著劳绩。刘熙载以为“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社开先。”沈德潜亦云:“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足以阐明张九龄对于扭转唐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中英诗歌中“自然”意象比较阐微

诗歌是以意象为核心的语言艺术 ,无论是中国诗人还是英美诗人都把营造意象作为诗歌创作的焦点。然而 ,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和自然环境的差异 ,诗人对“自然”意象的描写便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和表达方式。     

论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历史贡献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陈子昂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而其诗歌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此序言筒意丰,见解深刻。如:抨击齐梁绮艳遗风,纠“四杰”矫枉过正之偏,坚持以复古为革新,崇尚“魏晋风骨”传统,倡导“风雅”“兴寄”,追求诗歌刚健的风格等,多为诗人的真知灼见,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故其在唐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从“范蠡”到“陈涉”:明清诗学视野中的陈子昂

朱熹、方回等人从开启盛唐诗歌创作的角度,把陈子昂推举为唐诗大家。明七子重视"四唐分期"和辨体,基于陈子昂初唐人的身份而否定其大家地位。明清诗论家通过吸收传统"诗教"说、扩大师法对象等方式对格调说加以改进,陈子昂作为初唐诗风终结者的身份最终定型。陈子昂地位的起伏反映出后人对格调说的接受以及时代诗学观念对唐诗经典体系建构的决定作用。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陈子昂诗的感遇与兴寄——基于儒家“相感”说的再讨论

儒家的伦理教化并不以规则或律令的“强制”与“命令”为主导，而倾向于在道德的示例中为他人确立可以取效的行为典范，在事态中生发道德感动，并由之产生自然而然的道德教化的效果。教化的要点，不在于给出一种生命理想完满的状态，而是在于对他人、它物的关切中，彰显生命的道德责任，并由之提示生命向善对于生命本身的成就。陈子昂在中古诗学中的意义，自儒家传统诗教视角而言，乃是在晋宋以来诗歌新风习的强势之下，重新倡导一种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追求的诗歌创作。故而，在特定的意义上，陈子昂的复古自然会更着力于道德教化的效应，并因之影响书写形式的选择。     

清词丽句必为邻——论沈宋诗歌的承启性

沈佺期、宋之问二人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共同的承启性:在题材以及诗歌技巧上沿袭齐梁,广泛吸收齐梁诸诗人的创作风格;而盛唐及唐代以后的诗人在创作时也有选择性地借鉴了他们的诗歌。处在承前启后时期的沈宋诗歌,其实在唐代诗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意”论

结合“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在中国诗学中的流变，以及“意”在李奎报诗歌本质论中的特定内涵，来分析、研究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重意”这一审美趋向的两种理论批评倾向。其一，李奎报关照到中国诗歌创作中“意”的思想性，即重视诗歌的社会实践作用；其二，李奎报审视中国诗歌创作中的对“意”的表达的艺术性，即由对中国诗歌的思想内容的揭示，转向对中国诗歌的审美式批评。     

王维诗中的“空”

王维是唐代著名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其无欲无为的佛家思想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时时流露出来，突出表现在“空”字的使用上，而这“空”，一类是在对自然的描写中间接表现的，另一类是以禅喻诗直接表现的。此类诗歌又大多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所以，在领略其诗情画意之美的同时，应避免受其消极思想和颓废情感的影响，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达到欣赏的目的。     

从严羽、苏轼的诗学追求看文学的两种特质

唐、宋诗风之变可谓有目共睹。严羽标榜"以盛唐为法",重视诗歌内在的审美特性,追求莹彻空灵、情韵无穷、清琴在心的诗境;而苏轼则以侠骨剑胆之身,以才学、议论入诗来针砭时弊,表达意识形态观点,使宋诗独具精微透辟的理趣美。二人不同的诗学追求恰好代表了文学情理兼趣的审美及意识形态特质。无论琴心还是剑胆,其指归都在发挥诗之特长,展现文学之精华,追寻精神的大美境界。     

诗歌辨体论

一部中国诗史,被以朝断代并冠以诗词曲等不同的别名,同时又加以正变、雅俗的辨正,于是诗歌每有新变必先遭冷落,而一旦为文人所受容则又落窠臼。其中有对声律的误解和无限夸大,有对文人雅趣的过分追求,有对大众审美的极度蔑视。这不仅表现在创作理论的滞后,更可怕的是对那些难得一见的前瞻理论的漠视与误读,如曹丕的“贵远贱近”论,钟荣与皎然的“声律”论,刘勰的“通变”论,王国维的“文学代胜”论等,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发展。于是它使诗歌不断在雅俗之间摇摆,引起后人对“复雅尊体”、“当行本色”及诗必盛唐、词必两宋的不断反思,同时也催生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革命。一部中国诗史就是在这种音乐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共同推动下,流而不断、变而不变、自下而上不断进行着的革命中写就。     

近古诗学的“变”与“复”

古人言:"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近古诗学的历史,既表现为"变"与"复"的消长,又呈现"变"与"弊"的交替。以这一独特视角梳理近古诗学的演变,审视其诗论主张,有利于我们清晰认识和把握近古诗学的历史,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发。元明清三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特点。宋人在拟古中求新变,至宋末诗弊已极。元人倡导"不二古今"救宋人之失。明人"复"与"变"各走极端,形成"诗必盛唐"与"各极其变"的对立,但"变""复"同是困境思维,在困境中寻求诗歌发展的出路,同样都不成功。清人惩明人之失,抛弃极端思维,以为变与复"非二道",走向"变"与"复"之融通,且强调"神而明之",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近代诗学和现代诗学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探讨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不管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还是"用新精神作旧体诗",都体现了"变"与"复"的思维与精神。这对当下诗歌之路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