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理性和道德

理由、理性和道德的核心问题包括理由的本质和来源;理性的本质以及和理由的关系;道德和理由、道德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以欲望为基础和以价值为基础(或非欲望为基础)的理论都无法充分解释理由的来源,唯有某种混合的理论才堪当此任。理由既不是理性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道德的考量并非总是压倒其他考量(比如,自利的考量),做不道德的事情未必是非理性的,但我们依然有理由教育我们的孩子道德要求必然提供压倒一切的行动理由,尽管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     

道德、伦理、应该及其相互关系

多年来 ,在我国学界和社会生活中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大多是在较为模糊的状态下使用的 ,厘清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不无益处。道德是应该体现的规范及其被践行 ;对道德之应该的理论分析即是伦理。科学的道德与伦理之应该是应该状态下的应该。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资源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论道德榜样

道德的终极目的和标准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总量,它决定着任何社会最应该模仿的道德榜样,只能是那些给社会和每个人带来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那些努力奋斗、成名成家、充分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从而极大地造福社会的人.这些人可能远不是仁人境界的道德榜样,更不是圣人境界的道德榜样,而是君子境界的道德榜样.但是,他们却因给社会和每个人带来最大利益而具有最大道德价值,从而是最主要、最重要和最真实的道德榜样,是全社会和每个人最需要的道德榜样.     

论道德定义的个体性、教育性、言行性

道德承担的主体是个人的;教育亦应该成为道德的调节方式;道德评价的对象不仅是行为,还应包括言语,是对＂言行＂的评价。因此,道德的定义应是：道德以善恶为标准,是调整个人的身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关系的非权力性言行规范的总和。它以教育、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调节。     

论道德选择的所指、前提、责任与方式

道德选择是人在道德意识支配下,自觉地从若干种活动目标、行为方式、品质类型和人格模式中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择定其一的活动。其先决条件是要有内外自由,并根据内外自由度的大小决定选择者应承担的道德责任。道德选择的实有方式有四种,每种都有自己的长短和适用域。     

论和谐社会与个人道德建设

和谐社会是以道德建设为基础的社会,个人道德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石。个人道德建设存在层次性,表现为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应该追求不同层次的最低道德标准,并鼓励他们向更高的道德层次发展。个人道德建设就是在核心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社会角色提出要求,正确发挥自己的作用,达到“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     

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

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道德合理性 ,因为其深度追求的价值向度符合人类“善”的生活目的。市场经济的“善”性规定了市场经济道德“为己利他”的本质属性。市场经济道德内含“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两个层次 ;以“基本道德”为基础 ,以“理想道德”为指导的价值追求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     

道德绑架妨碍了道德自由吗?

道德绑架现象不断出现,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流行意见认为,道德绑架之所以让人不悦、应当受到谴责,主要是因为这种行为妨碍了受事方的道德自由,它是一种道德错误。然而,这种流行意见并不正确。它自相矛盾,并很可能混淆了自由和道德自由这两个概念。我们应当区分两种意义上的道德绑架:常识理解的道德绑架和真正的道德绑架。只有在后者中,道德绑架才会妨碍道德自由。对前一类现象,我们应更多地提倡道德担当。     

大众道德：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道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新的道德观与之相适应.在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中,我们应该承认适当利已的合理性,不但要推崇精英道德,而且也要弘扬利己不损人,利己又利人的大众道德,这样才能让道德教育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大众道德的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基本道德和特殊道德的关系,使人生过程不断地进入一个道德化的过程,进入更高的道德层次,从而德化人生,构建和谐社会.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基础——论道德不适与道德重建

不同的经济体制以不同的道德为基础。自然经济中的“家庭道德”和计划经济中的“单位道德都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必须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否则只会产生“个人主义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而要使新道德内化为人的自觉行为 ,必须培育“社会人” ,因为“单位人”在摆脱对单位的结构性依赖后首先成为“个人” ,而不会自动成为具有公益心的“社会人”。     

青少年网络道德问题探析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要高度重视青少年网络生活的负面影响。虚拟世界的道德是以现实世界的道德为基础的,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是现实的道德。要加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提高道德自律能力,在内心世界筑起道德长城。     

道德神学:康德哲学的归宿

康德哲学在解决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基础上,否定传统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将终极问题锁定为人的道德实践问题.其理想是通过反思判断力超越认识、科学而向人的道德过渡,以自由意志的自律为支撑,在人的理性平台上构建人的道德,并以道德为基础,重建西方宗教.因此,其哲学思想的归宿是道德神学.     

美德伦理学和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从理论上讲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我们日常道德判断进行哲学反思,以取得对行为正确性和错误性判断的理性共识,从而按照理性的要求,重建我们的道德观念。第二,进行美德伦理学研究,以确定我们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美德或理想人格。第三,研究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特别是美德教育,以建立一个理想和谐的社会。本文着重探讨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三个问题:第一,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启示;第二,美德伦理学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第三,怎样研究美德伦理学。     

道德建设要深入良心

人是社会的人.从根本上说,人的道德状况决定于社会.而社会是人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道德风尚又决定于个人,决定于人们的良心.良心与社会道德的具体形态相对应,有亲情良心、公共生活良心、国民良心、职业良心、阶级良心之分.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和制约,形成个体道德自律、自制的完整的良心体系.我们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改善人们的良心.     

道德相对主义与逻辑主义

前现代人不会为道德相对主义而烦忧.道德相对主义问题的凸显与现代人类学研究有关,与全球交往的频繁有关,更与逻辑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的奢望有关.知识统一论的坍塌表明,信仰的多样化是人类思想的常态.多元主义不等于相对主义.道德诚然具有相对性,人们只能在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进行道德评价和判断,但道德相对主义是荒谬的.道德植根于人们共同生活的需要,植根于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而非植根于逻辑.只需要论证人们可以就公共生活问题达成道德共识,即可摆脱道德相对主义,不能奢望把道德奠基于超验的逻辑之上.在全球交往时代,多数人认同人权原则,便表明道德相对主义是错误的.但人权原则不是什么先验真的原则,而只是靠法治维持的道德共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表明,仅有人权原则已不足以维系人类文明的续存,人类须就环境保护达成道德共识.伦理学须向生态学学习,才能获得更高程度的客观性.     

论积极道德态度的培养

目前中国出现的道德问题已经引起伦理学界学者对个体道德态度的极大关注。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人类追求“善”的天性、互惠原则、群体影响,这些都决定着积极道德态度存在的可能性。又由于积极道德态度对道德原则的反影响力和对行为的指引力能提高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而给社会带来正能量,并能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这从必要性上决定了培养积极道德态度的可能性。个体正确的道德认知、学校持续的道德教育、社会坚强的道德守卫这三种基于道德态度发展特征的培养方法,为积极道德态度的培养提供了途径上的可能性。     

论道德自由中人的两种道德责任

道德自由是主体根据道德必然达致的自由,它指向人道德上的自我实现。在道德上自我实现的统摄下,从道德必然与主体自由中就衍化出人的两种道德责任形式,即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形式和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形式。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以道德必然为根据,以道德义务的形式出现;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以道德自我为根据,以道德选择的形式出现。人的这两种道德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在道德自由中,缺少其中任何一种责任形式,都会阻碍主体道德上的自我实现。     

道德信仰论纲

道德信仰的特殊性决定不能简单地套用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信仰是道德的高级存在方式和固有属性。超越性是道德信仰的主要特质。道德的信仰化的根据既蕴涵于道德的本性之中 ,又深藏于道德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之有机统一的功能之中。当前道德信仰危机是发展性危机与倒退性危机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