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

嘉道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思想传统从整体上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来自西方,也来自中国本土,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大变局,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正是对此时代变局的回应。这种回应来自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性的。除梁启超特别彰显的今文经学以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儒学内部的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也都为当时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正因为如此,才有经世思潮的勃发奔涌。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船山学行对湘军经世的影响

王船山作为晚明理学集大成者,他的知行论和实学思想、历史观与政治伦理思想、经世变革思想、兵论思想,以及宏阔的儒学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精神,都对晚清湘军经世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船山学行为湘军集团提供了经世活动的文化参照系,湘军集团则一定程度上执行了王船山等清初经世大儒的政治文化遗训。     

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新趋向

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突破了以往经世思想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向：（ 1）“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由离异走向统合；（2）在“治体”上由尊君转向重民，形 成了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学说；（3）重视“利用厚生”之学，主张“工商皆本”和经 济自由；（4）广采博纳外域新知，会通中西。不仅将中国经世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且孕育了启蒙思想，使经世思潮与启蒙思潮相互交织，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 。     

阮元与清代学风

清代乾嘉时期,汉学家埋头考据,忽略经世;崇尚汉儒,排斥宋学。书院教育则一味追求时艺,思想僵化。扬州学派领袖阮元为扭转不良学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任学政时,改革考试内容,倡导经史实学;任会试副总裁时,所出考题皆有关国计民生;先后创办新式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培养通经致用的真才实学之士;在学术界,阮元倡导通儒之学,主张汉宋兼采和经世。阮元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倡导的新风得到了焦循、凌廷堪等著名学者的认同和呼应。以阮元为首的扬州学派所倡导的汉宋兼采和通经致用的学风对清末学术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清末汉宋合流和经世思潮的兴起进行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魏源经世思想的历史定位

在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代”，魏源是个界碑式的人物．他既是传统考据学风的终结者，又是近代经世思潮的先驱。其经世思想前承早期经世派的现实主义传统，后后学习西方的维新思潮，因此既重传统经世的修齐治平、兴利除弊、整顿内政，亦重与时俱进的师夷长技、对外开放。以《皇朝经世文编》和《海国图志》为标志，魏源的经世思想经历了由尚虑到务实、由湖古到求今、由内求到外究、由师古到师夷的重大变向．成为近代思想“创摔碎芽、前驱开路”的第一人。但其潜在的“分必本天古”及”药方又败古时丹”的价值取向又给近代学习西方造成很大的困惑，因此其经世思想既有开创性．亦有局限性。     

晚清"经世文编"现象研究

“经世文编”现象是晚清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经世文编”现象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是近代中国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产物。“经世文编”现象的出现,是史学经世的具体例证,不仅为清代历史特别是晚清历史研究提供了庞大而密集的史料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其理学经世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兴起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分析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特点及其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洋务运动发生的思想背景。清朝道光年间,曾经为“康乾盛世”起过点缀粉饰作用而盛行一时的乾嘉汉学,一 在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面前,显露出它的陈腐和无用。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国计民生的治学之道,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     

“经世”观念史三题

"经世"思想近些年颇受关注,但学界研究也出现了如下问题:一是把"经世"仅仅理解成窄义的日常治国理政行为,而忽略其深层文化根基一面的阐释;二是把"经世"视为明清危机时期改革家推行激进政策的工具,而没有看到趋于保守的政治官僚同样具有经理世事的情怀和能力;三是把"经世"仅仅看作古代王朝遭逢鼎革易代之际发生的思潮,而没有看到处于常态过渡时期的历史同样存在着经世思想并持续发挥着作用。     

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在中国史学上、史家作为社会一员而与社会的关系、史学作为历史进程的反映而与客观历史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很复杂的.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它们是打开中国史学宝库丰富宝藏的钥匙.本文将按照这样的思考程序来阐述对于上述有关问题的认识,这就是:史家的社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它们的这种联系,并不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相互矛盾的因素而有根本上的改变.同时,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联系,“以至于可以这样认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近代理学经世思想刍议

近代理学经世思想刍议李文义本文所讲的理学经世思想泛指以儒家基本义理尤以理学为指导，并着重强调儒家的工具理性，以之作为经邦济世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义理与功利并举。持这种思想的文人群体我们可称之为理学经世派。理学经世派道光年间就已出现，当...     

论《四库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于是清初文人倡导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理学空 疏浮泛之弊，经世思想成为一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功用价值论、创作主客 体论还是艺术风格论都由此而带上浓郁的经世色彩。     

论经世文派

自清代中叶以来,桐城派独踞文坛将近一个世纪,唯一能与其抗衡,并最后取而代之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崛起的经世文派,对晚清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源流。长期以来,人们却忽视了这一流派的存在,对它既缺乏史料的整理,更少有宏观的研究。因此,在目前探讨晚清经世文派的形成和崛起,是很有意义的。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乾嘉盛世里,由于汉学和宋学适应了清王朝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     

“通今致用史学所急”：陈庆年史学经世思想探赜

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情势下,陈庆年经世思想和实践主要表现为：修订《两淮盐法志》及《两淮盐法撰要》;撰写《兵法史略学》等兵史学著述;稽查史书维护领土主权等.在坚持史学致用功能时,陈庆年更强调史学的求真.     

中国传统“经世”意涵演变考论

"经世"一词源于《庄子》,其意涵在长期使用中经历了数度嬗变,并衍生出诸如"经世济俗"、"《春秋》经世"、"史学经世"、"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等具有时代特性的语词。这些语词中蕴含着传统"经世"观念的演变脉络和不同面向,它们既产生于也建构着各自所处时段的普遍知识背景,并参与着各个时代学风与世风的塑造。基于"经世"所作的观念史研究使我们发现,传统"经世"思想绝不单纯指向实用,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观念,它在与社会历史的彼此构筑中沉积了丰富的涵义,有待于我们的不断钻研。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存因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 ,其中实证主义史学在众多昙花一现的史学流派中得以脱颖而出 ,并形成当时一股强大的史学思潮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更接近。表现在史观上 ,实证主义史学所强调的依据经验事实或史料恢复历史真相的主张 ,与乾嘉史学的“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谋而合 ;在史学方法上 ,实证主义史学的形式逻辑和归纳演绎的方法与乾嘉史学的考据方法极为相似。因此 ,实证主义史学较其他流派更容易找到与中国文化的切合点 ,更容易被中国史家所接受并加以发扬光大 ,更易于在中国生根发芽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王闿运的经世思想及其特征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名满天下",亦"谤满天下"的人物,王闿运怀揣着经世之志,寓经世于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教育,为实行其纵横之计四处奔走。身处于晚清这一中国社会最动荡、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代,他的经世思想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传统的继承性、时代的创新性以及独立的自主性等特点。由于种种原因,对他学术思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