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从1983年开始的历次“严打”斗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当前我国面临的犯罪高发态势并没有彻底缓解,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为此,本文拟从“严打”刑事政策的刑法法理基础、发展特点以及对“严打”过程中的法律关系的认识等三方面进行探讨,以促进我国刑事政策的科学化和刑事实践的高效化。     

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和实务界都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于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论点 ,笔者产生了质疑。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来阐释这种质疑 ,笔者认为“灵魂论”是缺失法理依据的 ,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的价值和尊严     

刑事立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的主旨检讨

刑事立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的倾向渐露端倪,"以策入法"是传统刑法思维惯性的延续,这与理论中对于刑法与刑事政策关系问题研究的裹足不前也有很大关系。理论不仅没有为实践提供武器,反而在为实践合理性作注脚。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区别是明显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罚原则

在实行依法治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实行“严打与轻缓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本文从在刑事处罚上应当遵循“轻轻重重”的原则、确立轻缓的刑事政策及对“严打政策”要予以正确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弱势群体刑法保护

弱势群体刑法保护可分为正向保护和反向保护,需要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加以实现,应当将其纳入到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加以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严则严”是弱势群体刑法正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正义需要、秩序要求、报应观念和预防理念,刑事立法上应通过定罪规范的“犯罪化”和刑罚规范的“严厉化”加以实现,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严.“当宽则宽”是弱势群体刑法反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人本主义、公平理念、刑法谦抑和刑法人道,刑事立法上的实现途径是定罪规范上的“非犯罪化”和刑罚规范上的“轻缓化”,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宽.     

我国量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长期以来,我国量刑活动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量刑偏差、量刑失衡、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混淆。通过借鉴美国量刑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保障我国量刑活动实现合理性与规范性要求的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式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改善法官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司法审判人员作到量刑公正,最终实现刑事正义的价值追求。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预防犯罪应提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

“严打”力度越来越大，刑罚越来越重，而犯罪率却逐年上升。作者在分析产生这一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思路要两步走：一为“严打”与“预防”并重；二为坚持“社会预防为主，刑罚预防为辅”的战略方针，同时变“厉而不严”为“严而不厉”     

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中国刑法结构的发展趋向

“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对世界各国罪刑配置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两种刑法结构类型。前一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关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的两大机能。刑法和刑事政策的转变表明，我国刑法结构正在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这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正> 在我国,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若干年里,刑事政策都曾经代替刑法,起过刑法的作用。就是在刑法及其有关的刑事法律创制过程中和颁布实施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法的修改与完善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讲究并弄清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两种刑事政策的关系 许多伺志认为,所谓刑事政策就是党的刑事政策,甚至一些论著和教科书也这样认为,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溯源

轻罪刑事政策以较和缓的手段处置轻罪犯罪人,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轻罪刑事政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刑法谦抑思想、刑法经济思想、刑法人道思想和刑法教育思想.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法律实现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执行等环节,表现为多种法律制度,坚实的理论根基为轻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奠定了前提.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时代精神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凝聚着我国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精华,展示了“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基本思想,并与现代法治背景与刑法理念相辉映。1997年《刑法》并未否定这一政策的基本地位;“严打”政策也不能成为消解这一政策的理由;“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政策不能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独特意义;“宽严相济”政策包容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基本思想;“轻轻重重”的政策趋向同样并未逾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思想领域。     

我国“打黑”刑事政策的反思与重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打黑"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的刑事政策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四个阶段。然而,这种总体上"严"字当头的刑事策略在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不能有效地遏制和预防此类犯罪的恶性演化。基于对我国"打黑"刑事政策观念的反思,我国在构建"打黑"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时,应当确立新的刑事政策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论

所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是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今及今后一定时期内刑事法适用过程中的倾向及其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的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及严打的刑事政策基础上一种理性的选择,它以刑事法谦抑理念为基础,不仅引领着刑事法改革的方向,而且是贯穿刑事法全过程的全局性、根本性的主线,它既是刑事立法政策,也是刑事司法政策和执法政策。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层态势表现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趋重性、刑事和解机制适用的扩大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层态势表现为呼唤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性、呼唤刑罚体系的多元化及引导刑法解释的走向。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二重协奏——1949年以来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刑法的变迁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通过刑罚权的运用,在配置罪与罚的问题上一直在作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一个制定后不断修正的完善过程.立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关系的史实分析可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利于指导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充分而理性地发挥.     

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的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就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犯罪,其在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存在和活动方式、侵害法益等方面都存在自身特点。基于这些特点,我国传统的"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不宜作为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坚持"严防严打、‘严’字当头"的基本方针,"‘理性’反恐、依法办事"的基本原则,"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基本方法。将"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展开到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全过程,形成预防和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从而确立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之价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都是"以人为本"的,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惟有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刑事保障.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