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自由实在性的两种论证策略——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先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在前者,康德试图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演绎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然而,这种演绎因陷入隐蔽的循环而以失败告终;在后者,康德最终通过理性的事实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     

在认知主义传统内的现代道德整合——论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

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经典结论是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而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却赋予民族-宗教生活传统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不过,道德之外的道德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并没有破坏道德认知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因此,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是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和深化,而不是对后者的放弃。     

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比较

本文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概念进行了一种谱系学的比较,指出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虽然已包含有积极自由的萌芽,但总体上仍然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黑格尔则针对康德的这三个层次作了自己的调整和改进,发展出了自由意识的三个历史阶段,使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历史理性中达到了辩证的统一,更深刻更系统地展示了自由概念的逻辑谱系。文章最后对康德和黑格尔自由观各自的得失利弊进行了权衡。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普遍有效性的诉求:在康德与哈贝马斯的伦理视域中

在伦理规范、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上,康德与哈贝马斯坚守着同样的普遍主义立场.前者的义务论伦理学不仅使伦理规范、道德法则重新有效奠基于自由理性,而且使自身的伦理探究方式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分道扬镳;后者的对话伦理学既认同理性是伦理规范普遍有效的根基,又对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予以了彻底的清算.不过,虽然康德与哈贝马斯有着上述共同的伦理旨趣,但二者所基于的哲学视域、思维范式、诉求方法却迥然相异.就哲学视域而言,前者为意识哲学,后者为语言哲学.就思维范式而言,前者为独白范式,后者为对话范式.就诉求方法而言,前者为先验主义,后者为程序主义.尽管二者的伦理诉求皆难逃某种局限与困境,均面临诸多挑战与诘难,但依然不啻为医治诸如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社会病象的良方和确立人们行为合理性基点的有效门径.自在的纯粹面貌,人在普遍的呈现中保持存在的纯真又促其显露,这是真正的本质直观.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康德关于自由论题的理路及其现实困境

康德撇开基督教以启示方式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所作的思考路径,指出了幸福论法则在自由问题上所必然导致的自我困境,因而完全从理性存在者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意志出发,通过"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哲学革命完成了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的系统理性建构。由于康德把自由理解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完全凭借自身的理性,自身为自身颁布"定言命令"这一普遍法则并将之表象化为实际行动,最终却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而呈现出在该问题思考上从"人—人"关系到"人—神"关系的基本思路。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问题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因而仅仅诉诸康德的纯粹形式法则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自由的可能性之思——康德哲学中的“自由”释义

自由的可能性论证首先开始于康德哲学的一个预设——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通过区分,康德提出,自由和自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这样,康德在现象界之外,在自然领域之外,开拓出了自由的可能性。进一步地,通过自由这一宇宙论理念的论证,康德指出,宇宙论理念是关于"世界"的概念,这些包含着无条件者的条件序列,始于自由的理性。自由的理性是现象领域的根据和前提。最后,康德证明了自由与自然法则可以共容共存。至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由的可能性论证证成。     

实践与自由的双重变奏——从康德哲学视域解读马克思

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必须注重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而康德无疑是不可越过的一个环节:首先,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所发扬的现代主体性原则与康德体系中具优先性地位的“实践理性”,被马克思糅合成“主体—实践”概念,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对现代主体性原则的发扬,同时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实践理性”概念,并剥离出主体的实践性维度,从而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其次,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自由思想,康德认为自由存在于本体界,而马克思则把真正的人的自由诉诸社会关系的革命,所以,他们都在本体论的高度思考自由问题.     

正义感是人的首要美德——罗尔斯双重理性假设之考察

针对罗尔斯提出正义理论属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见解,批评者表示,罗尔斯是康德主义者,康德道德理性学说冲突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罗尔斯在康德的道德人观念基础上构建一套细致的正义原则证明程序。他的两个基本理念"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理念和"社会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倡导的理念截然不同。后者将社会视为基于个人理性的竞争性协调体系,生活于其中的理性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通过考察可知,罗尔斯提出的是一种双重理性假设,它既源于康德道德哲学,又超越康德道德哲学。单从理性选择视角批评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逻辑有失偏颇。罗尔斯描绘了这样一个良序社会,正义感是生活于其中成员的首要美德;公平正义是自由平等且通情达理者的理性选择。罗尔斯晚年对公共理性的推崇,改变了其早期对个人理性的偏好,其公共理性观念是"通情达理的人"观念的发展。     

作为“道德基础”的理性如何规范道德——康德“实践理性”德性论解析与重构

"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选择,要靠理性把握和决定。然而,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变易,"理性"的光芒逐渐虚渺。而到康德,"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特征,成为康德整个德性论的根基。而对康德的德性观的某种回归为探寻理性何以重新规范道德提供了启示,也进一步重现了康德道德哲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黑格尔历史观的双重维度：理性与自由的变奏

黑格尔是近代历史哲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明确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之为哲学的历史,本文则立足于理性与自由两个重要维度,对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深入阐述,意在揭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深层内涵：即阐明历史是合乎理性的历史,而且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把握到历史的内在本质,但在黑格尔这里理性是思辨的理性,历史是在各种本质的规定的联系中的有机统一体,他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区别于知性的把握历史的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目的论思想,赋予了历史的理性以内在的目的,即自由。历史在黑格尔这里是历史理性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的自由的实现史。自由是历史理性的内在目的,而理性是作为自由实现的必然性过程展示。理性与自由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实现了内在统一,二者构成理解黑格尔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从康德的观点看数学

康德在理性的根源处探讨数学和物理学“是怎样可能的”,《纯粹理性枇判》的“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两部分,可以分别看作康德的“数学哲学”和“物理学哲学”。康德以“先验的位置论”分别给数学和物理学的可能性基础定位,数学属于验前的感性直观能力,物理学属于验前的知性判断能力。与“逻辑主义”、“形成主义”的数学观不同,康德的“数学哲学”认为数学的对象是验前的感性直观形式,数学概念是从纯粹直观中验前地“构成”的。     

康德的思想来源和思想方法

莱布尼茨是影响康德的最重要的人物 ,康德哲学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莱布尼茨的影子。这可以通过分析康德的早期思想《纯粹理性批判》和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得此结论。当然 ,康德与休谟、牛顿、卢梭、马克思等人都有思想联系。     

理性与反思判断力在科学中的作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的一项比较研究

康德哲学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对科学的证成。《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的理论用途及《判断力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对经验性规律的系统统一性的作用,这两者与科学的体系性之间不仅存在一定的关系,而且这两种认识能力之间具有承接和角色转换。理性或反思判断力对科学的真正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反思判断力对理性的这种承接关系表现在,反思判断力取代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理念的"图型"这个较为模糊的说法,并且通过审美判判断力奠基起来的合目的性原则,将理性的"终极目的"的先天原则在经验世界中表达出来,并成为作为高级认识能力之一的判断力的先天原则。合目的性原则的确立保证了反思判断力对科学的系统性的作用。     

萨特与康德的审美自由观之比较

萨特的自由在很多方面都带有康德的影子，是对康德自由的继承和发挥。但是康德的自由在更多层面上是形而上学的，仅仅限于精神层面的自由实践，属于知识论和认识论范畴；而萨特的自由是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他不仅要实现人精神上的自由，而且把这种自由观付诸于现实的实践活动，实现存在的自由。萨特的自由之路始终是与艺术和生活紧密联系的，由此实现的自由才能真正体现人的生存价值。这是康德美学上的自由所不具备的。     

实践:自由之途

自由是人的内在本性和永恒追求,也是哲学不变的主题。从古希腊至康德以前的传统哲学,由于将自由的实现寄托于对必然的认识,并没有给人类找到实现自由的正确道路。康德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第一次将人作为哲学的中心,将自由作为最高目的,开启了实现自由的实践之途。但是康德的理性的人和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只能使自由成为彼岸世界的东西。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伟大继承者的马克思,将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的前提,将生产实践作为实现自由的基础,找到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从而真正完成了由康德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     

空间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本文是对《纯粹理性批判》中“空间的形而上学阐明”部分四个论证的再证明,即空间表象的先天性、想象力极限的合法性、空间表象的直观性和作为证明依据的符合论的证明。通过四个主题的探讨,本文试图指出康德体系内部一致性是判断辩护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对于这一辩护的成功更是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本文为康德关于空间表象的先天性和直观性的论证在当代自然科学的背景下提供一个辩护。     

康德的形而上学观

康德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是非科学的 ,根本原因在于对理性的超验运用。为此 ,康德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此基础上 ,康德要将形而上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即创建科学的形而上学。而其科学的形而上学观也就体现为对“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