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漱溟对中国传统人生态度的阐说

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在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认为人类的未来就是中国原来态度的复兴。西方人也要走到这条路上来。这种路既指孔子的人生哲学,也指一般人的人生态度。梁漱溟不但不遗余力地阐扬孔子人生哲学的精华,而且也在批评中国传统人生态度的同时挖掘其中的积极价值,以实现他所说的“中国原来态度”的复兴。他的这些思考集中在探索中国文化传统中为什么不具备民主、科学以及宗教资源等问题中展开。     

当代新儒家的先驱——梁漱溟

人们通常将梁漱溟归于文化保守主义，但他不同于一般的保守主义。梁漱溟不仅拒绝国粹派维护旧有文化的努力，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体认，他在审慎地探讨东西方文化得失及根源的基础上，主张排斥印度文化意欲向后的路向，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根本改造”，批评地重新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因其“文化早熟”、“理性早启”而未能成就它应该成就的东西，按此意欲持中路向自然独立发展，不可能产生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梁漱溟文化思想中包含着诸多矛盾和缺陷，如他最终把孔子儒学当作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兴旺发达的灵丹妙药，但是他“注重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的精神和努力是令人钦佩的，有助于今天的文化和社会建设     

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劳动、制作与西方哲学传统——阿伦特与马克思的多元性维度之争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重要批评者,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片面地颂扬"劳动",以"制作"的模式来理解政治事务,这都表明马克思仍然持留在西方哲学敌视"多元性"的传统轨道之中。阿伦特则将人之多元性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尊严所在,对多元性的揭示与捍卫正是她对马克思之批评的源初动机所在。但是,得到仔细、公正考察的马克思思想并未简单地陷于无视多元性的西方传统思想中,其劳动观念也不能以传统思想方式得到理解,这正是阿伦特之批评的根本失误所在。     

“崇公抑私”与“缺乏公德”——中国人行为文化的一个悖论

晚清以来关于中国人缺乏公德的批评不绝于缕,然而中国传统伦理却一直提倡"崇公抑私",这就构成一个难解的悖论。目前对这一悖论最主要的解释是"公私两无"论,但这一解释是以西方公私观念为正确标准来评价中国公私观念,没有注意到中西方公私观念的论域根本不同。梁漱溟关于"伦理本位"的思想能够对中国人何以缺乏公德、何以出现行为和伦理的悖反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中国人无所谓自私”——梁漱溟关于民族自私性问题的思想

中国人是否自私是热议了一个世纪的话题,其中梁漱溟的观点非常独特,他从根本上怀疑中国人是否自私这个提问的合理性,认为中国人无所谓自私。梁漱溟是从一个极为宏大的文化视角出发理解民族自私性问题的,他把中西方社会差别理解为流派之别,不同意中国文化落后的说法,并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理解为文化转向过程。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和其社会构造相适应的行为习惯,不能以西方人的行为标准来批评中国人。是否自私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以西方人行为习惯为标准来评价中国人,因此是一个不恰当的提问。梁漱溟的这些观点对今日的文化自觉、本土化理论创新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论莱布尼茨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时贤说莱布尼茨"是个狂热的中国崇拜者",未免言过其实。他是以理性的、平等的态度,而不是以狂热的、崇拜的态度,来评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方面,他批评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关于中国人说西方人"只有一只眼"的说法,强调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几何学和第一哲学——皆为中国人所不及;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然神学"——道德和政治的"实践哲学"——又是西方人所不及的,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抑制人性中的恶,减轻人类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灾难;他认为中西哲学和文化各有长短,"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这是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心态。     

梁漱溟“中国式民主”思想探析——兼论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关系

梁漱溟在肯定民主理念之普遍价值的同时,更为强调民主制度与中国特殊文化传统的适应性,对"中国式民主"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制度设计。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他继承了儒家的政治传统,提出"人治的多数政治",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两大基础"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法治原则"予以颠覆,凸显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特质,表现出鲜明的协商民主的色彩。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具有很强的亲和性,能够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积极资源。     

试评梁漱溟对东西人生态度的理解

梁漱溟先生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从人生态度的角度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三大文化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认为中国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而成为世界文化,使他成为五四时代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家的开山祖师。这就给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梁漱溟的民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民主是一种精神或倾向,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并作为一种制度则应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他肯定中国文化富有民主精神,但中国传统政治缺乏民主;他指出中国应该走中国式的政治民主之路;他努力于自下而上的民主之路,注重社会民主力量的启蒙和培养。梁漱溟民主思想是他作为卓越的思想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现代价值。     

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

伴随着十七八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大批来华，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西方传教士一方面将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向西方，并在西方文化知识界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中国热。当时，大多数西方学者、思想家对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赞美有加，而很少认识到甚而有意回避中国制度文化的负面内容，如伏尔泰、魁奈和莱布尼兹等人。相对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却比较理性与清醒，既不乏赞扬与肯定，也不少中肯之批评。不论是赞美还是批评，孟氏的评价多有其事实…     

试论梁漱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

当代新儒家中不少人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于它是相对西方传统的宗教神学与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居于二者间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其实，这一思想，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作为新儒家逻辑起点的梁漱溟的思想之中。不过，梁氏将这种人文精神称为“理性至上主义”，它所尊崇的既非超世的上帝，亦非沉沦俗世的物，而是梁氏所谓的“理性”。梁氏认为，由于中国人服膺理性，铸成了中国特殊的民族精神。因此，分析研…     

论梁漱溟的地方自治思想

梁漱溟认为,因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应当实行与西方不同的地方自治;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应以乡村为基本单元,构建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于一体的乡村自治共同体;实行经济的合作化和文化的道德化,在政体上完全排斥西方分权式的法治主义;地方自治应由知识分子团体以教育的方法,而不应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这一中国化的地方自治思想是对自清末以来西化地方自治思想的反省与创新。     

近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梁漱溟在思考中国政治建设问题时,反复提到"政治无办法"、"政治消极无力"、"缺乏政治"等。团体生活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国家政治建设水平,而中国由于缺乏团体生活、阶级对抗,国家无法对社会实现有效控制,这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一大困境。继而,梁漱溟以新儒学的思考方式提出搞乡村组织建设,寻求解决方案。然而,梁氏观念里的团体生活与今天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别,在公共生活与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重新进行反思,进而对近代中国政治建设面临的困境和可能的破解方案做出恰当的评估。     

影像与政治:中国后殖民电影批评论析

中国后殖民批评认为,张艺谋电影是以东方奇观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而西方人眼中的张艺谋则是艺术创新者和政治批判者.中国后殖民批评误读了后殖民理论,误解了西方人,也抹杀了张艺谋的文化政治意义,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崛起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既惧且傲的矛盾复杂心理.超越东方主义不是走向西方主义,而是真正吸收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和要义,把文化政治贯彻到本土文化的批评之中.     

“家-天下”范式与家族企业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整体文化所体现的群体意识和精神。在整体价值观念视野下,以人为中介,构成了自然、家庭、国家、天下的一体化结构。儒家"家文化"是在"家-天下"框架中形成的,"家族精神"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在分析儒家"家文化"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起点设置为"家-宗族"联合体。着眼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生命力,在于"家-天下"范式下的"家族企业-企业联合体"的创新、变革与繁荣。     

竞争与和谐之哲学省思

当前学术界关于竞争与和谐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四个误区。本文以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视角,着重从人生哲学和文化学的维度,对竞争与和谐的问题作了"动力学"的探讨。作者认为,竞争"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和谐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竞争与和谐乃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价值取向,而不是同一价值取向下的简单选择。     

共和境阈之下的“新”经学

民国之建立,将漫长的中国历史划为古、今两段。科举制与传统君主制相伴而生,其本质是一个塑造士人群体之品质的人才选拔机制。经学则是塑造士人品质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是塑造了作为现代政治之基础的个体,与之相应的是传统经学之消亡。但如何能将"一盘散沙"般的个体凝聚成团体乃至国家,是共和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在这一困境中,康有为和梁漱溟分别以"孔教"和"伦理"作为团体生活之基础,将传统的教化植入现代政治生活之中,勾勒出两种不同的"新经学"模式。     

试论"一届政协"的历史方位

"一届政协"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实现了从"私天下"到"公天下"的历史性跃迁.作为一种传统基因与现代特性有机结合的政治创设,"一届政协"不仅构筑了建国初期中国政治理念及其制度逻辑的体制性平台,而且还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架构的制度基础与运作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