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现代转向的五重路径

如果说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从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反省而追寻世界统一性的本体论独断,转向对"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反思,那么现代西方哲学则不仅仅是对语言意义的分析与理解,而是在语言学通过对语言意义的省察表征的人生活世界的意义基础之上生发出的多重路径、多种角度的转向.我们将这一系列转向概括为:非理性主义哲学转向、生存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转向、后现代主义哲学转向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并认为这些转向彰显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多元发展和哲学发展不断深化的无限可能.     

"六个转向"折射经济哲学研究新图景

目前国内外经济哲学研究出现了六个转向:一是学科定位转向,经济哲学的经济学属性重新被强调;二是假定认知转向,对经济学逻辑预设及其有效性的研究空前深入;三是经济学认识论研究的知识论转向,高度关注经济学知识的限度和适用边界;四是方法论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期待走出传统科学哲学的迷障;五是本体论转向,经济学本体论研究开始兴起;六是价值论转向,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上述六个转向,折射出当代经济哲学正在发生研究范式的整体转换,逐步呈现出一幅新的研究图景.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语言研究中"人类理解"认知的哲学背景及解释

哲学家由以语言作为工具研究客体与主体转向了连接二者的媒介--语言,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研究.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语言的研究探索人类的认知与心智,并最终实现"人类理解"的目标,这也是指导与引领当代语言学各项研究的最终目的.     

语言转向和语言的辩证法

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哲学分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所谓“语言转向”.斯鲁格曾这样概括哲学发展的基本过程:“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在这种简单的概括中实际已包含着对哲学语言转向的必然性论证.语言转向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几乎已成为一种共识,至少也可以说语言哲学是西方二十世纪的主流哲学.如果我们在语言哲学话语系统的边缘上,在一定的间距中去看语言转向,也许我们能够更从容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语言转向的原因何在?它仅仅是通过语言这种认识媒介去澄清认识和知识的问题吗?语言转向对哲学进步有哪些推动又有哪些偏失?语言哲学研究过程中显示出哪些语言固有的辩证法,我们是否应去建立一种辩证的语言哲学?对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本文试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解析"光晕":本雅明经验建构的原理

本雅明的"光晕"概念十分复杂.结合本雅明的早期认识论笔记去分析,光晕是本雅明构建经验的基本原理,它与本雅明的语言认识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划分关系紧密.光晕不仅仅是艺术哲学的术语,更是本雅明阐释经验与第一自然辩证关系的认识论概念.它揭示了经验片段中还原第一自然的潜在性,同时赋予了个体意识超越自身、达到充分认知状态的可能性.光晕代表的距离,是意识与第一自然的距离,也是意识与意识之间的距离,参考纯粹直接意向性,本雅明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哲学.     

埃尔斯特"必然"与"可能"相对化分层思想解析

"必然"与"可能"是哲学和逻辑学中的重要术语.在<逻辑与社会>一书中,埃尔斯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可及关系给必然和可能概念进行了"相对化分层".在系统评述埃尔斯特对"必然"和"可能"模态所做的相对化分层思想基础上,可对其重要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埃尔斯特的研究实际上预示了当代认知逻辑研究的"动态"转向与"行动论"转向.     

狭义的“语言转向”与广义的“语言转向”

多数人认为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应归功于哲学上的“逻辑学转向”,如有人说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为哲学找到全新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①这种对语言转向的理解,不无道理,但也不失偏颇。孙利天先生在其《语言转向和语言的辩证法》一文中谈到语言转向的复杂原因时,就暗含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不仅涉及到从弗雷格经罗素、维特根斯坦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的传统,而且包括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     

信息时代技术哲学的拓新与展望——肖峰信息技术哲学述论

信息技术哲学体现了信息时代技术哲学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从一般技术哲学到信息技术哲学,肖峰首创了国内信息技术哲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信息技术的本质是延展人的认知机能的技术;信息技术介入人的认识活动,引发了认识论的转向;肖峰在其信息技术哲学的视域中提出"信息型实践"范畴,阐释"信息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涵义,关注信息技术对人的本质的影响,并在信息技术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社会论、人文论六个方面展现出深厚的原创性,在"信息技术—哲学"和"信息—技术哲学"两个进路上形成了开放的体系.结合信息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影响,肖峰不断丰富和拓展了信息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和范式,在物联网、人工情感、人工经验、脑机接口等新兴信息技术前沿领域,肖峰进行了探索性的哲学研究,提出若干发人深思的新问题,展现了信息技术哲学的活力与前景.     

"言意之辨"的形上学意义和中西哲学的分流与会通

西方哲学在发展中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既是对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也是对中国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肯定与回归.而隐藏在"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背后的真实蕴涵和哲学精神,则不仅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论证,而且也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恋母情结"与哈姆雷特

"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普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对20世纪的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氏著名弟子欧·琼斯运用"恋母情结"理论对哈姆雷特形象给予解释.本文对佛氏"恋母情结"理论作了阐述,介绍了琼斯的主要观点,并对"恋母情结"理论和琼斯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