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与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以《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的考察

阎若璩基于尊经明道的价值观念,以“根柢一枝节”的逻辑结构,运用实证、虚会法排比史料,考辨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孔《传》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伪而成《尚书古文疏证》.这对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实有先导作用,因而具有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于语和《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但秦汉时期流传的今文和古文《尚书》在西晋永嘉之乱时，均已亡佚。自东晋梅赜献出带有吁胺国传》的《古文尚书》，唐宋以降，代有疑其伪者。到清初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的《尚书古文...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学术与世变之间——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思想史意义

一般认为，对古文《尚书》之伪的认定经几代学者考辨，由清初阎若璩基本完成。但在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学界主流观点时，仍然存在着一股虽然微弱却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呈现出特有高峰，集中出现一批辨真著作。学者们之所以写作这些在学理上可能并不成立的著作．乃与他们对晚清中国衰败原因实于“世道人心”之沦丧的认识有关。学术研究受到了社会变化的影响。     

“朱熹疑伪《古文尚书》”一说考辨

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朱熹有怀疑<古文尚书>为伪的思想,本论文在对朱熹<尚书>学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朱熹不仅疑<古文尚书>,而且也怀疑<今文尚书>;虽然朱熹看到了古文和今文两者的盖距.但他并不认为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更从来没有从文本的真实性角度怀疑过古文或者今文;朱熹虽然提出了"<书>有两体"之说,但不是为了维护<古文尚书>,而是为了要求读(或解)<书>时有疑则阙,重在意迭而不是字字有解.     

两汉《尚书》学的谶纬化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与谶纬之学关系紧密.西汉时.谶纬思想与<尚书·洪范>"庶征"理论产生互动,直接影响了今文<尚书>学的研究特征.东汉初,随着谶纬的官方化,<书>类纬书成为<尚书>学谶纬化的成熟标志,并因其"内学"之崇高地位,随后即对不善说阴阳灾异的古文<尚书>学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两汉<尚书>学便整体显现出一种谶纬化的倾向,为两汉<尚书>学带来突出的时代特色与学术特征.     

吴雯《莲洋集》版本考述

吴雯(1644-1704),字天章,山西蒲州人,清初著名诗人.他一生未仕,却因学识渊博、诗才卓逸而与傅山有"北傅南吴"[1]之称.吴雯诗风飘逸淡雅,颇得神韵,受到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高度推崇,为诗坛领袖王士祯谓为"仙才"[2],认为论诗五十余年,"然得髓者终属天章也"[3].吴雯好交游,与王士祯、洪舁、陈维崧、赵执信等名流唱和赠答,切磋诗艺,留下许多漫行华章.晚年隐居中条,卒于家.光绪八年,张之洞于太原建四徵君祠,将吴雯与傅山、阎若璩、范鄗鼎合祀,称"晋士楷模".     

汉宋《春秋》学的异同——基于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条目及相关典籍文本的研究

本文用文献学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条目及相关文本为依据,从著述形式、经传关系、三传关系、理论学说等四个方面,论析汉、宋<春秋>学的延变异同,以期有助于推进汉、宋学的比较研究.     

从朱彝尊对《花间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其词学观

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墨子》与古文《尚书》考辨

《墨子》在古文《尚书》考辨中扮演重要角色,考辨者或据《墨子》以辨其伪,或据《墨子》以辨其真。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清人才开始用《墨子》来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辨伪者运用的方法有区别;二,各个时代墨学发展的兴衰不同。     

张九成《书》学思想脞说

张九成《尚书详说》久已亡佚,辑佚可得18万余字,据此可观其《书》学思想之梗概。张氏相信孔子序《书》说,解《书》注意挖掘微言大义。学于杨时,其《书》解深浸理学之思。又从游宗杲,逃儒归释,往往以佛理解《书》。又每以天人感应之说阐说经义,以矫时弊,以儆人主。解经中激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志,直指当朝主和之苟且。其以解《书》为思想斗争之手段,彰显了士人之担当精神。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李贽汉史批评述论

李贽《藏书》中充分展现李贽史论及其历史批评的精髓,他以原情论势的方法对汉史文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观点予以驳议,以全新的价值观对汉代历史人物作出评断,不以成败论英雄。李贽在精研汉史文本的同时,《史记》对其著述在叙述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汉代孔子世家特殊继承制

汉代孔子世家有着特殊的继承制度。孔子第八代孙孔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鲋,中子腾,小子树。到了汉代,长子孔鲋一支继承殷统,受封为殷绍嘉公;中子孔腾一支继承宗统,奉祀孔子,先后受封为奉祀君和褒成侯。小子孔树一支不在继承序列。孔鲋一支承袭的殷绍嘉公,与周承休公并称为殷周二王后,被尊为"汉宾",无论爵位还是食邑,都明显高于孔腾一支。这种特殊的殷统与宗统的继承制度,与汉代孔氏宗庙祭祀制度有关联。孔腾一支奉祀孔子,承接宗统;孔鲋一支奉祀弗父何,承接殷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