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中古粮食作物“秋”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至唐前期文书中，存在一种叫作“秋”的粮食作物。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可知文书中的“秋”即遗存中的高粱。“秋”是“秫”字在高昌地区的俗字，盖以“火”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     

唐代“作人” 考释

1 朱雷先生曾对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预言:“麹氏高昌时期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一名称。”但是笔者在翻阅唐代文献时,不独在文献资料中看到“作人”一词,而在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屡屡发现。这种作人的属性及其与高昌作人有何关系,是值得讨论的。     

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杂释

文物出版社连续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随葬衣物疏》，是研究古代高昌乃至西域葬仪民俗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文献。近年来已有一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这里不赘言。也还有一些释而未确和未释的，笔者试申刍议。一、关于“故”字之义河海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高国藩著《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的第九章是《指甲巫术》，它的第二节是“指甲随葬──吐鲁番风俗”。此节所介绍的基本内容是：“在东晋十六国时及以后，吐鲁番地区流行了一种手指甲与脚指甲随葬的风俗，是古代指甲巫术重要的发展形态。…     

高昌王令形制综论

本文认为:高昌王令分为"下令"和"传令"两种形制。"下令"以高昌王名义直接颁下,均有完整文本,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令"由王国中央出纳审查机构官员直接宣传,大致均为口令,散见于公文书的辞、奏、符以及一些帐中。高昌王令及相关公文书制度,应始于阚爽首次建立割据政权时期。但根据现有材料,只能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说起。本文以高昌王令形制为切入点,结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史,依次对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阚氏王国、张氏王国、麹氏王国的高昌王令形制及相关公文书制度进行分析和解说,对其与河西政权及中原王朝相关制度的继承、差异、流变进行比较和探讨,指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政治传统与河西北凉政权一脉相承,与后来高昌国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个概念。高昌一直实行高昌王集权体制,高昌王令构成高昌文书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环。     

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

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国资料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其中的各种官文书 ,不论上行文书还是下行文书 ,不仅提供了高昌的制度史资料 ,其文书本身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因为在古代官僚制度中 ,文书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高昌国下行文书符进行了重新讨论 ,涉及符这种官文书在高昌的来源、变化 ,符的运行以及存档等问题     

古丝路上的国际商城——高昌“末胡营”考

本文考证了吐鲁番新出"末胡营"文书属高昌王国早期王室文书,"末胡营"是专供商胡居住和交易的市场,它是古丝路上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城,也是西域商胡进行祆教活动的场所,其遗址就在高昌故城东北面的巴达木村。     

《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出版发行

<正>这本论文集由刘安志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发行。它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183)的前期研究成果,收录论文17篇,均为项目组成员近年来围绕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与研究这一主题,展开的新思考与探索。这些成果所涉年代,包括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四个时段(4～11世纪),内容除对具体文书进行考释与分析外,还围绕吐鲁番出土文书探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民     

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

一、(?)氏高昌时期的官田关于高昌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史籍未见记载,幸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藉此可窥见高昌土地制度的大概。高昌国的田土,可大别为官田与民田两种。而官田中,屯田又占相当比重。高昌的屯田,源远流长。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直到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事见北凉兵曹的两份符牒:     

古典诗词中的“酒”

中国古代诗词中包含了许多书写"酒"、饮"酒"的诗句."酒"作为一种符号化的文化因素出现在诗词创作中,体现了作者主体的个人情怀和审美趋向,并具体表现为:爱国忧民的庙堂情怀;酒酣情浓的情谊书写;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淡薄名利的洒脱,应该说,通过文学加工"酒"超出了单纯的物质意义,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从《荷马史诗》看《格萨尔王传》

《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王传》在整体的差别上,乃是其分别表现的"书面性"与"口承性"("口头性")的区别。《荷马史诗》是经过荷马巧制精编并经后人书面表述的"书面性"("文本性")史诗,其特点是:流动而非矗立,线条而非串珠,前后承继之波浪起伏,而非同排摆放之平起平坐;而《格萨尔王传》具有与口头传播相联系的一系列特征:并置而非递进,聚合而非离析,程式伴随重复,传统兼与固守,等等。其实,两者整体结构之异在于"书面性"与"口承性"之别。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