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本文从市民社会成长及其作用的角度 ,透视了当代中国外交的若干进步及其动因。文章首先探讨了有关研究的理论框架 ,之后分析了推进中国外交近二十年转型的内部社会原因 ,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影响 ;作者还特别强调了由理论界的新思考和传媒的广泛探讨带来的认同变化 ,将其视为导致中国外交进步的重要枢纽。最后 ,论文讨论了国际环境的压力、尤其是全球市民社会的影响 ,并且依据“学习理论”检验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改进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及其中介功能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二分法作为市民社会实体存在的依据，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市民社会-经济”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指向与政治国家、市场社会相并立的第三域，社会中个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行业协会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构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行业协会具有联结市场和政府的中介功能，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的中间调节机制，     

新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容与特点探析——评特里·N．克拉克主编的《新政治文化》

在西方学术界，政治文化正在经历从“阶级政治”的文化向“新政治”文化的转变。新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包括社会和财政问题、市场和社会个人主义、福利国家政策、市民参与、等级制政治组织的式微、阶级和传统政党政治的瓦解、公民力量、平民主义领袖、市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兴起、城市娱乐、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旅游等。克拉克主编的《新政治文化》一书对这种变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值得我们研究政治文化时参考和借鉴。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

市民社会并非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现代社会形式。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所形成的“天赋人权”、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以及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等重要观念，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性观念，是现代市民社会概念得以建立的基础。黑格尔第一次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涵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他过分地抬高国家而贬低市民社会，从而建立了一个“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在于他们把握住了作为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主体构成以及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影响。文章认为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进

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与演进、“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概念的区分(马克思使用同一个德语词表达这两个概念)等问题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并且尚未完全达成共识.如今借助MEGA2法语文献可发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经历了显著变化,甚至后期“市民社会”概念经历了分化与消失.而且,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与变化,客观反映了马克思认识与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进程.因此,本文将回顾《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致巴·瓦·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资本论》法语文献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状况,梳理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进,进一步探究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进展.     

国内近年来有关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国内外引起了一些争论,已经成为东西方理论界的热门话题。现主要就国内近年来有关这一理论的讨论综述如下。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基本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在早期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一个不科学的概念,马克思在晚期成熟著作中用更科学、更准确的“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等概念取代了“市民社会”的概念。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它有两个要点。一是认为“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在思想不成熟时所使用的概念,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这一概念弃而不用了;二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概念等同于“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等概念,而且后者更准确。     

论市民法中的市民

论市民法中的市民徐国栋我在《市民社会与市民法》一文中已说明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法”应是市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批驳了以“公民”取代“市民”的观念。那么．市民社会和市民法中的市民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一、问题的意义市民的观念经过了长...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变化社会中的政党研究转型

20世纪后期，苏联共产党等几大政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的政党发展危机与中国共产党治理超大国家的政治现实，引发从“政党治理”视角探究政党兴衰的思考。全球化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涌动与治理理念的变迁给传统政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变化的社会中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转型，并在大党治理过程中树立“治众”异于“治寡”的理念，是新时期政党发展尤其是大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建构:公共治理的实践命题

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张,提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民主政府兑现其对宪法与公民的承诺的基本方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公共治理的多中心秩序。多中心治理实践的社会网络形式以及对公民社团的依赖,决定了政府需要按照公共治理的制度逻辑和行动逻辑对自身及社会进行重新构建。对中国的现实而言,政府既需要提高制度化的能力,加强元治理,也需要推动社会力量的建设,并在治理网络中提升网络治理的能力。     

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

在20世纪后期,参与治理被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得到广泛的推荐。但是,参与治理实际上是近代以来追求形式民主思路的延伸,是对近代以来政治的民主追求与行政的集权实践的综合。虽然学者们极力证明参与治理是一种更好的治理,实际上,它并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变革的要求,参与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它依然是一种包含着治理主体不平等内涵的治理模式,而且在实践上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乡镇市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

随着乡镇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市民社会及其利益代表组织也快速兴起。政府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在农村的终结、政府因管理失灵而从乡镇市场中淡出以及国家权力退出导致乡镇公共服务真空是其兴起的时代背景。乡镇市民社会的阶层主要有:乡镇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个体工商户阶层、乡镇农民精英阶层、乡镇外来务工人员阶层和外出务工的农民阶层,其利益组织既有体制内的非政府组织,也有体制外的组织,其兴起的特点主要有过渡性、非农性、脆弱性和连接性。乡镇市民社会对于乡镇政治和经济生活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乡镇政府对于乡镇市民社会的治理有四个方面的路径:放权又树威;推动其自治与自律;确认其利益诉求;促进其文化转型。     

全球公民社会:一个概念性考察

全球公民社会是新形势下“全球化”与“公民社会”的结合,是区别于公民社会的全新概念,同时又与公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并不必然为特定、单一的政治理想服务,更多的是一种影响价值分配、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手段;它既可以为西方利用,也能够成为非西方社会的斗争工具。全球公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依存于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挑战着主权国家的概念;它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它蕴含着建立超越主权国家的全球民主秩序的希望,也存在着强化全球不平等的可能性。     

统筹城乡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兰考实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由政府单元主体治理到政府、市场二元主体治理的变迁。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兰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