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传播学反思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目前农村传播图景正发生着裂变,城乡之间依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播容器.因此,解决"三农"的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三权分置”下农村宅基地流转演化博弈分析

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宅基地流转中各主体间相互影响、学习、模仿的演化博弈行为及其演化稳定策略.农户与政府、宅基地转入方与转出方、宅基地转入农户与其他转入主体、宅基地转出农户之间四类博弈的稳定均衡结果均取决于各博弈方从宅基地流转中获得的收益以及支付的各类成本.而宅基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对各博弈方演化稳定策略的选择尤为重要.交易成本越低,各博弈方越倾向于选择宅基地流转或有利于宅基地流转的行为.因此降低宅基地流转交易成本将是政府将来促进宅基地流转的重要政策方向,并应从政策法规制定、平台建设、信息交流等方面做出努力.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政治社会化:农村社会整合的"软性"要件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直接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逻辑地完成了农村社会"契约性"整合的"软性"要件。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要重新审视并发掘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创新政治社会化的方法,使农村社会呈现新面貌。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和"三农"问题

我国农村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农业、农村、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农村改革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未完全建立,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制约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负担过重,收入难以增加。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把"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客观要求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这是农村进行第二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农民增收的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以分析与农民增收有关的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为主线,探讨了政府与农户、城市与农村、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农民与国外竞争者等“当局人”的博弈均衡关系,提出为增加农民收入应采取的对策。     

微观主体培育:生态城镇化建设的立足点

新常态下,生态城镇化建设已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保障生态城镇化的顺利推进,除了宏观的顶层设计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注重微观主体培育,充分尊重并引导微观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逐利行为。在培育微观主体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三方进行利益博弈。通过第一阶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微观主体培育方案;通过第二阶段的博弈,地方政府在长期达到培育微观主体的目的。为了更好地培育微观主体,宏观顶层设计需充分考虑微观主体利益,中观调控需切实保障微观主体利益落实,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营造制度环境,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从根本上规范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通过微观主体的有效培育,保障生态城镇化建设长期顺利推进。     

"三农"问题研究综述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发展农村,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因此,如何从根本上破解"三农"这一难题,已成为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与途径等三个方面对此作了综述.     

从“大包干”到现代农业发展:安徽凤阳县的经验与启示

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大包干"之所以在凤阳县形成,除自然灾害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当地群众的大胆探索和各级干部的包容支持。家庭承包经营后,为了促进小农户尤其是兼业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凤阳县一方面借助土地流转扶持专业户和重点户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凤阳的经验表明,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强化各级干部的责任担当并坚持与时俱进。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提供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本文结合实践,对基层政府和农户以及农户和农户之间进行博弈分析,得出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必要的配套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严重不足的结论。并就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从《荷马史诗》看《格萨尔王传》

《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王传》在整体的差别上,乃是其分别表现的"书面性"与"口承性"("口头性")的区别。《荷马史诗》是经过荷马巧制精编并经后人书面表述的"书面性"("文本性")史诗,其特点是:流动而非矗立,线条而非串珠,前后承继之波浪起伏,而非同排摆放之平起平坐;而《格萨尔王传》具有与口头传播相联系的一系列特征:并置而非递进,聚合而非离析,程式伴随重复,传统兼与固守,等等。其实,两者整体结构之异在于"书面性"与"口承性"之别。     

从"破体"到"失范"——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异化问题

本期散文文体研究笔谈,邀请到四位分别出生于20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学者参加。四位学者长期关注、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对于散文文体问题卓有心得。孙绍振教授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真情实感论的十大漏洞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范培松教授认为一部散文文体的变革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散文写作中自我的蜕变历史;陈剑晖教授将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归纳为内敛性的思维方式、生命的本真呈现、智慧写作和自由心灵四个方面;王兆胜编审认为当前中国散文出现了严重的失范,迫切需要解决散文的文体异化问题。四篇论文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学术结构、观照视域、审美经验的不同,构成了令人回味和反思的理论对话空间,我们相信这种对话,一定会促发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思和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