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格尔浪漫主义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

施莱格尔早期哲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首先,他批评现代文化坚持分析性和反思性的理性原则,导致自然的祛魅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后,他又对现代的理性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将理性反思转化为浪漫诗的反讽,既保持了理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又将这种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让本真的自然得以不断显现的积极的力量。在以反讽为原则的浪漫诗中,自然不再是一个由量化的、分析性的理性建构出来的僵死的物质集合,而是恢复为一个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实在。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观念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截然对立,既批判现代世界的分裂和异化,高扬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同时又意识到,人类必须通过与这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的分离,才能最终在人的理性和所有其他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的状态。     

反思与重构:论诗“悟”的理性面相

作为一种审美直觉,诗学范畴“悟”不仅具有感性直接的一面,还具有理性超越的特点.这是一种对所“感”事物的反思与质疑,是对既有思维定势的突破和超越,是在一种新情境中对事物对象的创造性重构和创新.这一理性特征是“悟”有别于“感”的根本之处.     

中国画二题

一、立象尽意任何绘画形式,都是通过以对“象”的刻画为媒介来表现自然,表现人对于自然事物的认识。所谓“象”,就是事物的外在形式表现。所谓“意”,就是我们对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以及主体的理性把握,即主体的思想、情感。作为艺术形象的象,是对应于物的,是客观形象经过人的主     

反讽：一个城市对一种迷狂的驯服——评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通过对南昌等在“文革”最初一段时间心路历程的描述，揭示了上海这个现代城市所具有的反讽精神，这种反讽精神使南昌等“文革”一代人，不仅没有更深地陷入迷狂，反而获得了启蒙。因而，《启蒙时代》这部小说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反讽的表现，使王安忆的创作具有了一种新的维度，显示了王安忆创作的新的发展。     

自然审丑的知识学考察

“丑”的研究在美学史上往往处在边缘位置，并成为与“美”相对立的负面存在。自然美学深化了对自然丑陋事物的思考，并在以理性信仰为枢轴的知识语境中形成“否定论”和“转化论”两种观点。立足于哲学史与美学史的知识考察，自然审丑可以划分为“以实用价值为核心”“以理性信仰为核心”“以审美价值为核心”三个知识层面。首先，以实用价值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表明人类整体尚处在自然环境的压迫之下，并开始凭借理性初步掌控丑陋自然。理性崭露锋芒的背后是人类日益高涨的自信。神话中的赫西俄德、珀尔修斯等体现出人类内在审美活动的自由与丑陋自然的对立。其二，以理性信仰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认为，丑陋自然的观念性根源不再是感性经验，而是超越性与精神性的纯粹理念。自然丑陋、精神自由、审美愉悦等都统一在理性信仰的根基之上，并可以通过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的方式深入阐发。其三，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认为，基于自然生态状况能够包容自然中的丑陋事物，也能凸显其内在审美价值。自然审丑不仅可以直接呈现审美形象，也能够以“转化”的形式实现深层次审美意蕴。“人化自然”与“艺术自然”的呈现则给自然审丑的辩证思考提供契机。     

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韦伯“一般过渡理论”和“三个理想权威模型”的概念范畴,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权威作合理解释的效力。其“理性”是狭义的,其“法制统治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缺乏严格定义。中国政治不是西方那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是料理社会、人世事物。一个治理者的政治,取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的法,多是处理政事的具体办法或指导性规则的概念。实在经验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类型”能表述的事情;关键不是理性不理性,也不是“魅力”还是“理性法制”,问题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把攫取利润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这个目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     

作家的记忆形态与艺术感觉

一、有意记忆——“常醒的理解力”和知觉的集中定向 黑格尔在谈到想象的任务只在于把现实事物的内在的理性化为具体形象和个别现实事物去认识时指出:“在这种使理性内容和现实形象互相渗透融会的过程中,艺术家一方面要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这里,前者是“有意记忆”,而的后者则是“无意记忆”。     

中国新文化的理性缺陷及其根源

在研究界，理性似乎已是一个用滥了的概念，梁漱溟将儒家学说的“仁”界定为理性，有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也称为“理性的觉醒”。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对其内涵、外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本文所说的理性，既非指传统意义上控制人的行为的理智力量，也不是单纯的科学理性，而取启蒙主义跨文化语境中的理性之意。不过也不能把理性理解为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或者是存在着等待人们去发现的精神宝库。它既包含了人们认识社会、自然及人类本身的能力，又是指引导人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及确定真理的具…     

从理性批判到语言实验——狄金森诗歌中的融合性思维景观和“性灵”世界

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营造了主体性思维景观和个体化审美空间。主体性思维融感性与“慧性”于一体,打造感知和体察世界的“融合性思维图景”;审美空间是个体情感和情趣塑造的性灵世界。在其诗歌中,物是物自体而非康德所谓的现象;人是自由的人,在“存在”中不断获得和扩展“智慧”。诗人背离语法惯例,进行语言实验,将处于诗句任意位置的普通事物大写。狄金森以此反抗既定语言秩序,批判等级制理性传统。通过塑造“性灵人格”,诗人探索人类本性和本心,抗击理性人格对存在本性的遮蔽。     

“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论陈若曦伤痕文学的独特风貌

由于亲历梦魇,遭遇过心灵浩劫,海归知识分子陈若曦写“文革”中的历史悖谬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深入骨髓.台湾、美国、大陆两岸三地行走的背景,使她的伤痕小说在选材和表达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角,展示出鲜明的陈氏风格.陈若曦怀着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选择起义投诚者、归国留学生、革命狂热者、台湾返陆者等角色,在荒诞中揭示时代真相,以让人颤栗的反讽手法和理性节制的叙事为我们呈现出这样的悖论：“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     

试析外国文学作品中讽刺的表现手法

讽刺文学作品是文学作品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种形式,有独特的表现手法。文章从语言(词汇,句式)层面以及修辞(反语、夸张和对比)层面分析外国著名讽刺文学作品,以更好地领悟作家创作的目的。     

简·奥斯丁的创作生命——反讽艺术

反讽是简·奥斯丁创作的一大艺术特色,是奥斯丁小说的本质和生命,奥斯丁凭着它对生活进行概括和微妙的批评,间接隐讳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论玩笑话语的表达方式

玩笑的恰当使用有助于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形成一种轻松活泼的氛围。玩笑属间接言语,主要表达方式有反语、夸张、双关语、暗喻等。反语是用与本意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本意;夸张是有意识的言过其实从而造成谐趣;双关则主要通过语义或语音上的双重性使人在心理上形成悬念并发生突转,达到幽默的效果;暗喻则是含蓄地将一事物同另一事物相比较,需要受话人自己去领会。在开玩笑时运用暗喻可以巧妙地将不协调的事物或概念联结在一起从而带来乖讹的喜剧感受。适当运用各类玩笑表达方式能充分发挥玩笑的交际功能。     

理性、自由和人的解放

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但近代以来对理性的理解却囿于认识论的层面,这就导致了主客的二元分裂和理性对自由的取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使理性走向了现实,成为社会自我批判的意识,从而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事业.因此,要全面分析理性的作用,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重建以理性为根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性文化.     

论人的需要及其合理性

源于人的本性的需要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人的需要须通过欲望或利益的形式而实现,因此要把握需要合理性,对真实需要与被欲望扭曲的需要进行区分,并对利益的社会合理性进行考察.人的需要具有结构性、生产性和社会性,实现需要自身结构的合理性,要坚持其基础性、全面性和发展性；实现生产实践的合理性,要解决技术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的矛盾；而实现需要的合理性,则要解决需要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和消费方式的合理性问题.     

合理性与合法性视角中的近代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及其过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近代社会建构的基本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主要是反映在公共生活及其框架的确立之中的.绝对国家中可能最早出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但它只是潜在地包含着这一问题,并没有自觉地去追求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否定绝对国家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包括议会主权、三权分立与人民主权在内的几种追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方案,并最终通过一种妥协的形式化民主制度完成了对问题的"解决".由民主制度解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属于政治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它们之间是相统一的.到20世纪,由于官僚制的建立,公共生活走上了片面追求技术合理性的道路,这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分离的状态,即合理性被归于技术,而合法性依然从属于政治.由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分离,使近代社会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使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陷入了"危机".     

法与理性关系的再思考——对“法是理性话语的表达”的重新解读

理性的发展过程,是人借助于工具,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取得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形式。因此,法作为理性关系的存在物,毫无疑问是以法律话语的形式对理性的叙述与建构。然而,人的有限理性,又意味着法必须为非理性留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基础——理性与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根基在于主客二分对象性思维方式。这有其独到的深刻性。但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方式肇始于、奠基于及内蕴着人类理性，它是理性的产物，体现着理性的本质力量，同时又蕴藏着与理性叛逆的因素。技术使得人类理性得以生发，但是又反过来为理性所深刻的影响着，时时处处体现着人类理性之光。现代技术对物和人的统治的思想根源是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方式走向绝对化和非理性化的必然结果。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现代社会中组织与社会的联结:理性的类型关联

组织与社会的联结是现代组织社会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但是在组织社会学理论领域尚未得到应有的讨论。本文尝试从理性关联的角度在理论上厘清这一主题:一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类型具有一致性,二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进化具有关联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