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看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

风格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风格翻译不仅是思想内容的传递,也是语言形式的转移。本文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论述了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并由此探讨了文学翻译创作的三个空间——思想空间、理解空间和表达空间。本文认为,正是这些空间的存在,文本才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     

论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和谐

风格的研究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风格具有可译性，但是要想在一部译作中复制出原作所有的特征绝非易事。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使译文的思想内容、文体风格乃至读者感受等诸多方面与原文完全相同。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只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应该兼顾作者的风格，以达到原作风格和译文风格的和谐统一。     

浅谈风格的翻译

翻译界对文艺作品风格的翻译有着不少论说,尤其对风格是否可译的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风格是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主要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因此,在翻译一部作品时,风格不能不译。本文拟从风格的可译性及其与风格的翻译相关的问题方面作些探讨。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的可译性

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存在着争议。很多翻译者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是意思的翻译,而不能把原作中的特殊的方面,尤其是作品风格在译文中表现出来。而很多翻译大师却认为文学翻译风格是可译的,原作的风格可以通过相应的方式进行转化而迁移到译文当中。在此通过对文学风格的探讨以及风格可译的二元观说明文学风格的可译性,对以后的风格翻译研究提供一些说明。     

《无题》三种英译的比较赏析

《无题》是我国唐诗中的经典之作,其英译也有许多版本,本文通过对许渊冲、张延琛与魏博思以及唐正秋等三个译本的比较,探讨诗歌翻译的艺术性与复杂性。三个译本在思想内容、形式特点、修辞特点和总体风格的表达上各具特色,都有出彩之处,也都有其不足之处。     

翻译之失与诗人译诗

诗歌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造成了翻译的困难甚至不可译,相对于内容而言,诗歌翻译过程中流失更多的是因为不同语言的文字和语音差异导致的形式流失。＂诗人译诗＂作为一条挽救＂翻译之失＂的途径确实有其价值所在,诗人在语言的敏感度和诗歌音乐性方面的悟性和表现力远远超越非诗人译者,诗人译诗可以根据原诗内容选择适当的形式甚至创造新的形式,尽可能实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简论创造社的诗歌翻译

对五四新文化语境中的翻译诗歌展开讨论是译介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文章以创造社创办的刊物为依托。以分析创造社译诗热潮兴起的原因为切入点，从翻译数量和国别、诗歌形式、译诗的“普罗”文学色彩和译者队伍以及译诗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创造社译诗的特征，并由此突出了译诗与新诗发展的关系。     

从风格标记看小说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以《红楼梦》两译本为例

文学作品的风格传译向来是文学翻译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刘宓庆认为风格是可以通过翻译传达的,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风格标记体系来检验风格的可译性。在此基于这个体系从风格的形式标记角度分析了《红楼梦》两种译本的译者对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手法的异同及其得失。     

试论翻译的风格

翻译中如何保持原作的风格是衡量译文好坏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译者知识结构、语言素养、翻译水平和才情的最好体现。保持原作的风格即指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等。由于翻译受原作的局限，译文的基本体式和风格不能由译者随意加以改变或演染，因为，原著的思想内容不取决于译者，而取决于原作者。译文应取的基本体式也受到原文很大的限制，译者不可能不顾原著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随心所欲地抒情、叙事、议论，不可能做到“文必已出”。原作如果是通俗的口语体，不能译成文绉绉的书面体；原作如果是粗俗…     

论《格萨尔》文学翻译之科学性把握

不讲科学性的《格萨尔》翻译，就不是再现原作，而是歪曲、背叛原作。所谓“科学本”（资料本），如果翻译不好——若不能准确表达史诗的语义、逻辑和风格，就不能体现《格萨尔》多功能的研究价值，是无法体现所谓其“科学性”的。《格萨尔》翻译的科学性，应最大限度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风格。其“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信”上。准确理解和译好字词是译文“信”的基础。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比较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原作的形式与内容. 笔者以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为依据,从舍形曲意,意象尽失;求形曲意,意象缺损;求形存意,意象完整等三方面分别对翁显良、许渊冲、丁衡祁等名家的汉诗英译作品加以比较,探讨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问题, 以求原诗与译诗从形式到内容的最大近似.     

论风格转译在古诗英译中的实现——以《月下独酌》为例

古诗可译,古诗风格也同样可译.对古诗风格可译性的认同是获得好的译文的前提.正确把握原诗与原作者的风格标记有助于达到古诗风格翻译的形神兼备.古诗风格翻译需要通过尽量达到音形层次和语意层次上的对等来实现审美层次对等的最终目标.文章以李白的《月下独酌》为研究范本,通过分析名家译作探讨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性与途径.     

邯郸企业对外宣传英译问题研究

为了提高邯郸市企业的经济实力,应该重视对外宣传资料的重要性,在中文宣传资料的翻译过程中要注意中外文化背景的差异和语言风格的不同。在此基础上,采用具体的翻译对策,如减译、编译、述译、缩译、并译和改译等。只有综合并变通地应用这些翻译策略,外宣资料翻译的质量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论译者可见性——翻译过程中的完形认知及译者创作心理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需要调和语言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从而使译文有别于原文,其部分心理特征和风格特征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译文中,表现为译者可见性。译者可见性是客观存在的,无须遮蔽。本文拟从格式塔完形认知和译者的创作心理对其进行论述。译者可见性并不妨碍译者的客观性,译者风格应尽可能与原作者相适应协调,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表现自然流畅。     

唐诗日译的风格转化

自古以来,唐诗日译就有了一整套按唐诗顺序进行假名标注和文言翻译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语言文化的发展又有了现代日语的唐诗翻译风格.这种翻译风格的转化体现了时代的文化需求.运用翻译理论和有关知识,探讨了唐诗日译文言翻译风格以及向现代日语翻译风格转化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译论研究——寻求突破

印度佛典之中国传译,史近两千年。这漫长的译经历史,不仅译出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国翻译学也随着佛典翻译的开始而诞生,又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成熟而成熟。佛经翻译几乎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翻译的全部,从中产生的理论也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因此研究佛籍译论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翻译理论,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之主体。但目前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古代译学理论的研究并不深入,需要突破。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法句经序》文质争论的解读

《法句经序》是我国现存古籍中第一篇涉及翻译理论的文献,文中记载的"文质争论"是关于译文语言风格的争论,是保持质朴的语言风格还是迎合当时社会文丽之风的争论,文派主张对译文进行文饰,语言文丽;质派认为佛祖言辞无需文饰,译出意思和法则即可,主张语言质朴。《法句经序》的作者支谦是文派翻译思想的首位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文丽"、"简约"是其贯彻一生的翻译思想。"文质争论"拉开了长达数个世纪佛典汉译"文质之争"的帷幕,文质两派在长期的争论、磨合中,逐步完善,趋于统一,产生了玄奘"新译",玄奘"新译"是佛典汉译"文质之争"的圆满结局。佛典汉译思想对严复具有一定的影响,其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是我国古代文章学和佛典汉译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典艺术散文英译风格论

风格是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译出风格是文学翻译的重要旨归。中国古典艺术散文原文的许多风格标记很难在译文中得到对应，译文的风格因而不等同于原文的风格，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对古典艺术散文风格英译的规范做描述有助于古典艺术散文的英译研究和英译实践。     

风格的外部形态和内在意蕴——刘勰风格理论初探

象任何事物一样,文学风格也有它的形式和内容,有它的外部表现形态和内在意蕴。作品的语言、结构等形式方面的表现特点构成了风格的外部形态;而作品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等内容方面的格调气韵则属于风格的内在意蕴。文学风格乃是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从现象到本质、从外部形态到内在意蕴的统一中显示出来的独创性的艺术特征。一般地说,风格的外部形态是外露的、具象的、有迹可寻的,因而易于为人察觉;而风格的内在意蕴则比较深邃、空缈,需要从形式到内容对作品的思想意境和审美特征作全面的分析之后,才能窥其概貌,因此常常被人忽视。一个作家在语言运用、谋篇结构、剪材描写等方面,力求形成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