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文心雕龙》与印度《舞论》之比较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前无古人的巨著,<舞论>则是印度梵语诗学的经典之作.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家,但两书在创作背景、相关问题的讨论及其体例上均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但是比较不是最终目的,通过对<文心雕龙>与<舞论>的比较,我们既要促进中印文论的互证、互释、互补,更要善于发掘本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以纠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文坛失语之偏,并探索建设新的文论话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毛诗》“比兴”说《诗》刍议

<毛诗>的"比兴"说<诗>,构成"比兴"诗学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它既反映了中国古代诗人哲人基本的哲学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汉人政治人伦精神之体现.<毛诗>的"比兴"说<诗>,以"兴"为重点,蕴涵着双重意味,一是以"兴"为喻,重"比兴"的美刺讽谕、教化功能,一是将"兴"解释为"起",重"兴"的生命感发功能,这对后世诗学将"比兴"作为诗的最基本的阐释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原人",是否传统文论的核心精神?(专题讨论)主持人语

[主持人语]从20世纪90年代起,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从而拈出了"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出版了<原人论>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般认为唯有"道"字才可称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最具统摄意义.在文学批评史方面,"原道"思想早在荀子、扬雄的著作中已经略见端倪,后经<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加以阐发和强调之后,历代文论家大都将此奉为圭臬,影响了文坛千余年.然而,"道"究竟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各道其所道".因此,关于文学本原的问题并没有加以集中和解决.笔者在<原人论>中指出,各家之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离不开"人",可谓条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了"人".中国文论中的"原道",归根到底就是"原人",它体现在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上.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诗学》的复兴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复兴是文艺复兴诗学勃兴的一个契机.诗学从阿奎那时代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到位居各类艺术中的"第一哲学",从被责为伤风败俗到有主教直接参与的社会移风易俗之必须,<诗学>的传布和阐释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树立古典权威和伸张民族俗语文学权利的不懈努力,看似形成一种"古今之争",但是当中的是非曲折,孰难一言了断.这在此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特里西诺、明屠尔诺和钦提奥的诗学著述中,足可见其端倪.如果说斯卡里格最终确立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无上权威,那么突破古典主义的框架,就有待后来的卡斯特尔维特罗了.     

严羽《沧浪诗话》与柳宗元诗歌之接受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对柳宗元诗歌接受的开创性贡献在于:其一,第一次将柳宗元作为"元和诗坛"的代表作家,提升了他的诗学地位;其二,首次从纯诗学角度探讨了柳诗与屈骚之关系,强调了两者共有的情感基调;其三,以人论诗,首提"柳子厚体"和"韦柳体",突出了柳诗的艺术风格.     

《诗薮》文论视野新探

<诗薮>是明代中后期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但历来少受重视.其实,<诗薮>的文论思想是十分丰富而系统的.其中的以禅喻诗论、复古论、诗歌审美境界论、诗学批评论、诗学发展观等都体现了胡应麟自己的诗学旨趣、诗学主张及其对传统格调论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论海德格尔诗学的中国色彩

海德格尔诗学思想因与中国传统文论具有某些相通性而带上一定程度的中国色彩。这一方面表现在海德格尔诗学强调文艺作品的审美特质在于能够呈现出一种超越文本之外的境界;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文外之境界的认识,海德格尔诗学也像中国文论那样强调其不是立于人们面前的认识对象,而是与人融合为一的境界,人只有进入其中才能体会和把握它。从根源上说,海德格尔诗学之所以带有中国色彩是因为他用以思考文艺问题的“存在”观念与中国文论用以思考文艺问题的老子的“道”论具有某些相通性。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沈从文女性崇拜的心理探微

沈从文的女性崇拜极具现代品格，这使得其在现代作家中独树一帜。他提出重建民族品德，并将女性视为重塑民族品德的载体。这种优化女性的做法不具有女权或革命意义，它深受民族心理与习俗的影响，也与其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探求其女性崇拜背后的心理隐秘，有助于从创作心理上解读沈从文的作品。     

新教育中国化:论庄泽宣的比较教育思想

庄泽宣是中国早期三大比较教育学者之一,终身把促进"新教育中国化"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价值。为此,他积极探索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并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敏锐挖掘中国教育改造之歧途,深入探讨中国教育改造之正道。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在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一直把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视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史著作之一。《诗史》植根于传统的学术基础，又运用了现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变迁的趋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变化，对不少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基于进化的观念和唯物史观，从流变的视角，做动态的描述。在史料方面，《诗史》以“传信自勉”，扩大了“‘诗’的领土”。它把诗歌作品作为诗史的本位和主体，特别重视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和流派，注意运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方法，从多方面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由于时代的局限，《诗史》中也存在一些偏失。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哲学与人民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在我国率先开辟了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 ,并对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进行了初步探索 ,做出了重要贡献。《大众哲学》所体现的开拓创新精神 ,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探索哲学如何与时俱进 ,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钱大昕对历代小学经典的考论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钱大昕考论、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其中就包括历代小学经典。钱氏对多部小学经典有所关注,或考察其著述体例,或论证其作者及成书年代,或分析其性质和价值,语多精谛,颇有创获,且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让艺术插上思想的翅膀——读任蒙的文化散文

任蒙是中国当代文坛比较活跃的诗人和散文作家,近十年来,其文化散文具有较强的思想震撼力量。任蒙具有精神寻根意识,敢于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在把握审美对象时深谙唯物辩证法,能够从正反两面解剖所写的对象;其文化散文在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础上超越了短视的"世论",穿透了"混乱"的历史表象,无论是对历史的批判,还是对现实的观照,都达到了深厚的人类悲悯情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的高度统一,在肯定人的价值的同时彰显了人的精神价值,是诗、史、思的结晶。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考察余英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     

论20世纪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及其特异性——以王国维、鲁迅、周作人为中心

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五四,先声却在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译介。鲁迅是从反封建政治要求出发引进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第一人,他不仅为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拿来中国厘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更创作了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最杰出的篇章。周作人从主张"人的文学"到对文学应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揭示,再到倡导儿童文学,呼唤女性文学,使中国有了较完备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