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情、宝卷中韩愈形象的演变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在古代俗文学中,历史文化名人韩愈的故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演绎和传播。除了小说、戏曲及民间故事以外,清代道情、宝卷中的"湘子仙话"是韩愈故事的重要载体。道情、宝卷在历史真实及前代各种相关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艺术地凸显了"心气"与"性情"兼备的韩愈性格。韩愈的这种"文学形象",不仅是作家和写手自己接受历史人物的成果,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广大受众心目中的韩愈形象——即"民间形象"——的产生和完成。     

试析中西文学"重述神话"的思维差异

东西方神话的发展从源头上就具有差异性,在被重述的当代,也因为文化背景、时代潮流以及作家的性别立场、创作理念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如果说西方"重述神话"的参与者表现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改造与重建,那么,中国的作家们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依赖.本文试以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探究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探析莎剧中的“医者”形象与莎士比亚的思想流变

由于医生职业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作家的思想演变,同一作家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变迁。在此拟对莎翁早期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期悲剧《麦克白》以及后期传奇剧《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等几部作品中的"医者"形象进行分析,重点关照戏剧创作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指出莎剧中的"医者"形象是莎士比亚精心设置的一类人物,承载着作者本人的思想意识,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体现了莎翁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     

“大众形象”:当代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每一个文学潮流代表性的作品中都存在着生动而丰富的"大众形象",然而以"大众形象"为视角的小说研究却少之又少。"大众形象"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出相异的涵义,但他们具有匿名性、静态性、文化逼真性等共同的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大众形象"主要以文本难点或者文本"顽症"的曲折方式来协助完成文本主题意义的建构,这首先在于"大众形象"身上交织着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意识。同时,"大众形象"在事件冲突所支撑起的意义场域具有一种驳杂的动态性,这也是构成"难点"与"顽症"的重要原因。"大众形象"不仅丰富地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相互交叠、重合、对抗以及妥协,而且还如滤镜般折射了作家审视和反思历史现实的价值立场与基本态度,成为解读转型社会特征的另一种独特方式。     

战时杂文的“共时态”旋律——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杂文创作流向描述之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的狂飙席卷、涤荡着中华大地上的一切,杂文也无例外地接受着它的洗礼。因此,抗战开始的杂文创作尽管继承了五四以来的传统,但由于是在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的战火的襁褓中生生不息,躁动不宁,明显带着空前的广泛性和同一性、巨大的痛苦性和历史逆转期的歌哭,有着属于它自己的思想、艺术流向。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逐渐形成的杂文作家队伍是极为壮观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革命作家,同     

以笔为旗:爱国主义理想与赤子情怀--《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韩晟昊形象分析

韩晟昊先生是<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中的主人公.作家张雅文把他塑造成一位非常成功的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身上呈现出五大方面的审美魅力和人格追求,即铮铮铁骨屡遭打击而宁折不弯的硬汉子形象;矢志不渝,不断追求,勇于探索的创业者形象;有火气、远见卓识的特立独行的文化启蒙者.形象;晓大理识大局,有忧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爱国者形象;高风亮节,有人情味,幽默风趣的东方智者形象等,这一形象的塑造凝聚了作家张雅文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体现了作家一以贯之的追求和人文关怀.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现代家族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浅析

在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中,"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从"专制的符号"及"父亲"的缺席到"隐形父亲",从情感的复杂及"父权"的丧失到"理想父亲"的出现,本时期文本中"父亲"形象或被颠覆、解构甚至篡弑或又被重新神圣化,不仅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也流露出现代作家流离于反叛与皈依之间的家园情怀。     

“女性同情”背后的“男性本位”——林语堂小说“双姝”模式透析

"双姝"模式贯穿林语堂多部小说,具有塑造女性形象、建构情节的重要功能,也是解读作家心理的重要线索,与深蕴林氏思想中的理想/务实、性灵/世俗等对应范畴实为同构关系。从《京华烟云》、《红牡丹》到《赖柏英》,"双姝"模式的演变显示了叙事者"白日梦"的升级,同时反差日趋显豁的是现实中更加务实的选择。林语堂的"双姝"模式既源自文学史的传统,又与个人情感经历密切相关。双姝对峙中"理想"一极的女性想象延续了名士"言志"的传统,成为作家文化人格的艺术性表白,也是对于自身现实生活之缺憾的别样修补。"双姝"书写显示了作家"女性同情"背后的"男性本位"。     

“新女性”形象在海明威作品中的体现

作为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海明威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在作品中他既塑造了许多闻名世界的"硬汉"形象,同时也塑造了许多"新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些"新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女性的生存状态,有助于对作家有更全面的理解.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恋母情结"与哈姆雷特

"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普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对20世纪的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氏著名弟子欧·琼斯运用"恋母情结"理论对哈姆雷特形象给予解释.本文对佛氏"恋母情结"理论作了阐述,介绍了琼斯的主要观点,并对"恋母情结"理论和琼斯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