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在中国大陆从事社会科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人,一般是既不读鲁迅也少读胡适的,更不会卷入什么"鲁胡之争".卷入所谓"鲁胡之争"的人,基本上都是人文学科的.这些人,无论是"崇鲁抑胡"还是"崇胡抑鲁",其实都是读鲁迅的书长大的,胡适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原因很简单:一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只能读到鲁迅的书而读不到胡适的书,二是卷入"鲁胡之争"的大多数是文学中人,鲁迅跟他们是前辈同行.因此,如果在"崇胡抑鲁"的文章中找不到胡适的温柔敦厚,却充斥着鲁迅的尖酸刻薄,那是毫不足怪的.师傅当然并非不可以批评,但既然批评师傅的不宽容,自己对师傅的批评是不是应该宽容些呢?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两个口号: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下)

在1935年末到1936年初,左翼作家面临着一个新困境和一系列新问题。在采取统一战线作为总政策以后,共产党正依靠全民族高涨的抗日热潮蓬勃发展。鲁迅的爱国心不亚于任何其他中国人,但他也是一位左翼作家。鲁迅决不会放弃为"左联理论纲领"所阐述的理想而奋斗。文艺家协会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战斗的团体",其口号"国防文学"也是一个模糊不清且遭受错误解释的概念。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口号,这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困扰鲁迅、也可能困扰他的一些朋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他知道应怎样对党的新要求做出让步,也知道如何在不损害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一个左翼作家的身份,坚持作家的左翼立场。然而,鲁迅没有预见到的是,新口号并没有为作家们指出正确的方向,而是增加了普遍的困惑。     

马华文学界的鲁迅观

“马华文学”是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文文学。在新、马两地,有三分之一的公民为华人,他们生活的那片国土亦有着我国三、四十年代那样苦难的斗争历程,所以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血缘关系。新文化巨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一座巍峨耸立的丰碑,一直为马华文学界所瞩目所景仰。对鲁迅的崇敬与纪念,对鲁迅精神的礼赞与学习,从20年代张天白论鲁迅到90年代江天的《鲁迅赞》,几十年来一脉相传。 1 鲁迅的文学活动早在20年代就已受到马华文学界的重视。二、三十年代的许多马华文学界人士经常阅读上海出版的刊物、报章,对于活跃于当时文坛的鲁迅是极为关注的。鲁迅的作品和文艺思想对当时的马华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0年代中期“两个口号”论争中,马华文学界也曾就“两个口号”问题进行过辩论。马达、曾艾狄等许多进步的马华文学界人士倾向于鲁迅一边。马达撰文《对〈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意见》声援鲁迅。在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影响下,根据马来亚社会的具体情况,马华文学界提出了一个与此很接近的口号——“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关于这一口号提出的重要意义,新加坡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指出:这个口号的提出是“马华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     

“非文学”家鲁迅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小说)"范式的订立者之一,其眼界与识力超出于"现代"与"文学"这样一个范式。作为研究者,我们有必要跳出"文学"与"现代"这样的"范式"来认识鲁迅的写作及其社会实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全新的鲁迅。从"非文学"家的角度来定位鲁迅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阐释企图。     

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

鲁迅早期曾在日本思索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一种场地背景引起过他的关注.在其文学生涯中,厨川白村、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有岛武郎等人的观念曾激起他的共鸣,支持了他对于文学同现实、历史、未来以及创作主体等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影响"关系,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潜对话.日本文学在鲁迅那里作为一种知识已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转化成了新的言语单位,参与鲁迅的话语活动,承载着新的结构性使命,佐证、强化或推动了鲁迅的某种认识.     

“无文时代细论文”——论郜元宝的文学本位批评观

郜元宝的鲁迅研究,紧扣"立心",指出鲁迅以"文学"为事业,以"语言"做载体,以"文章""化"人。受鲁迅感召,郜元宝形成了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观,并发展出特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式批评,即评论当代文学会自觉联想到鲁迅,时时回顾鲁迅之言,对照鲁迅之行,以这种"活用"的方式参与建设鲁迅传统,以鲁迅传统之月,照当代文学的千江之水。鲁迅的文学不仅是他的研究对象,更是他进行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尺。而他实现文学本位批评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聚焦新文学语言,关注语言问题。郜元宝以"音本位""字本位"为切入点,详解当代作家语言构成,指出南方方言因更不易"言文一致",反而存在更多可能性。     

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考辨

鲁迅对冯雪峰替自己代笔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仅不满意,而且还不予承认。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对托派的忌讳,只是出于政治原则性的——当时他已经被共产党推举为文学上的精神领袖,在原则上他对托派不能不有所规避。而他之规避托派,主要还是不想让对手——"国防文学"派的周扬们抓住自己的辫子,从而在政治上陷自己于不利。而在私情上,尤其是在文学观念上,鲁迅未必会如那封答信中那样对托派持有那么大的恶感。因为托派的背后——不管是托洛斯基,还是陈独秀,毕竟都是鲁迅曾经心仪过的人物。《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一公案,充分表现的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鲁迅乃至中国作家中所引起的心灵冲突和撕裂。     

牴牾与互补——论鲁迅和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

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抛开论争的火药味以及意气之争,鲁迅和梁实秋其实是"双赢".鲁迅是兼顾人性的阶级论者,梁实秋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二者的观点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柢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是多元价值观的体现,共同完善了对人性与阶级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深刻思考.     

1936年: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中的转捩点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中,1936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但在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1936年发生了一系列看似不重要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如"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的去世,"新启蒙"运动的展开,而这些事件,都曾对中国后来的文学和文化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油滑与理论:鲁迅与茅盾“左联”时期创作的不同取向

鲁迅与茅盾在走向左翼文学的过程中,文学取向明显不同:鲁迅的创作经历了由"很认真"到"油滑"的变化,"油滑"是鲁迅"左联"时期创作上的一大特点;茅盾的创作则经历了由"写实"向"理论"的转化,强调运用革命"理论"来分析现实,获得主题,是茅盾"左联"时期形成并支配了他此后创作的主导性思维。     

论20世纪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及其特异性——以王国维、鲁迅、周作人为中心

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五四,先声却在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译介。鲁迅是从反封建政治要求出发引进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第一人,他不仅为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拿来中国厘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更创作了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最杰出的篇章。周作人从主张"人的文学"到对文学应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揭示,再到倡导儿童文学,呼唤女性文学,使中国有了较完备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形态。     

对竹内好关于鲁迅文学成因及“幻灯事件”的解读

鲁迅文学成因,不是多原点与一原点之间的差别,构成其要素是多方面的,这在竹内鲁迅那里,被当做事实来认定和考察。竹内好提出文学者鲁迅的形象,同时也是把鲁迅作为思想家来看待的。当各种要素被综合于鲁迅开始写作《狂人日记》这个时机时,文学者鲁迅那种源于对希望幻象的破灭而形成的绝望,就成为其思想的根柢。在对"幻灯事件"的异乎通常的解释上,竹内好是把它作为形成绝望的一个要素来加以考察的,却并不违背事实。以反抗绝望为其思想根柢的鲁迅,真正地肩负起了民族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     

鲁迅的“革命文学”与“革命人”的文学

在文学革命的实践化进程中,鲁迅的创作以及文学主张不仅丰富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内涵,而且直接呼应了后续展开的革命文学的呼声。在鲁迅那里,"革命文学"是"革命人"的文学,其实质正是对五四"文学是人学"命题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革命文学是革命人的文学"逻辑地符合"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纵深推进。鲁迅将革命视为一种有所作为的事业,革命是寄托鲁迅现实愿望诉求的一个明确指向,而文学则是鲁迅参与现实斗争的形式媒介,也是表达其民族使命感所凭藉的重要手段。鲁迅坚执的"革命文学"理念正是对五四文学总命题的深化,其文学创作则构成"文学是人学"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实践。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出发点(包括某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接受“为人生”的口号)。一九三三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     

林语堂与鲁迅的恩怨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一向非常微妙,他们有互为朋友的共同战斗和生活的时期,也有相互论争甚至误解的时候。究其相得相离的原因,意气之争和人品之异大概是不存在的;而文化文学观念和性格之不同可能是主要的。鲁迅个性多疑而专断,林语堂性格任性而幽默,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二人之间产生难以克服的隔膜与冲突。     

十七年小说的现实主义轨迹──兼对某些作品重估

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中的文学发展,沿着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前进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三次明显的浪潮：建国初萧也收等人的创作,1956年王蒙等人的创作,六十年代初张庆田等人的创作。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三次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