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集体行动参与的代际差异性实证分析——基于珠三角的调查数据

近年来劳资冲突呈加剧态势,各种集体性抗争行动不断增多,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本文利用2010年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集体行动参与进行代际差异实证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客观的集体行动参与还是主观的集体行动参与意愿均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在面对未来自身权益和亲朋好友老乡同事权益受损等不同情境时两代农民工愿意参加集体行动的比例都很高,新生代农民工则更高.这一方面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以及维利意识较之他们的父辈要强烈,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工整体上对目前的生活状况不满和对现存体制内诉求渠道的失望.     

旅游APP嵌入度对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移动互联网普及催生了"指尖"旅游信息服务的繁荣.本文基于SOR(刺激-机体-反应)理论模型,从影响购买意愿的旅游APP出发,以嵌入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关系嵌入(关系质量和关系强度)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检验了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关系质量对购买意愿的影响需要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关系强度对购买意愿具有直接显著的影响.探讨嵌入理论在旅游信息服务中的具体运用,旨在为营销实践者关注用户与旅游APP的互嵌关系提供参考.     

"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但对于不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是从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分析的.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各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肃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群体的创业问题在当今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甘肃省的调查数据,探讨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工创业意愿不高,在创业类型上更倾向于选择家庭独立创业。其中年龄小、未婚、打工中有管理经历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创业,而对生活比较满意的农民工则倾向于选择不创业。资金、技术和经营能力以及对创业政策的知晓程度等也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在尊重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创业的各项扶持政策需有针对性,培育有组织的创业活动,是促进农民工创业的有效选择。     

多维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维护

针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维权中遇到的诸多困境，可尝试从制度设计与逆向演化、利益表达与权利实现、政府导向与法律援助、社会资本积累等多维层面入手，以解决农民工权益维护的问题。针对农民工获得合法城市居民身份后的权益维护问题，应对后农民工时代的维权情况进行前瞻性思考，采取对农民工加强教育培训、选拔、培训好社区管理人员，培育其新市民精神和自组织性等有效措施。     

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的逻辑演进——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模式不足到次优供给模式契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涉农民公共产品权益的实现.但从实然发展角度看,政府先入为主的最优供给思维在农民偏好的“非全面显示”与“非理性行为”面前陷入桎梏,引致农村公共产品管理混乱和集体行动困境.在分析现代元素嵌入乡土社会引致农村利益分化、最优供给模式下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基础上,从应然发展角度指出次优抉择条件下“无嫉妒供给”模式构建、约束条件下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嵌套博弈下多边治理机制引入及集体之名下村域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机制的构建等是保障农民公共产品权益实现较为合理的选择.     

浙江省农民工劳资关系调查报告——兼与其他社会群体对比

本研究以浙江省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与其他社会群体进行对比.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劳资关系现状不容乐观,表现为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对职业关系评价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资纠纷发生率高.但值得庆幸的是,农民工维权意识较强,而且维权方式倾向理性化.进一步分析显示,合同签订情况、工作安全情况及所在单位上下级关系、生活满意度等因素对于劳资冲突的发生率有一定影响.劳资关系涉及劳方、资方和政府三方,因此,要改善农民工的劳资关系也要从三方着手,三管齐下.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草地资源共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青海牧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草地资源的商品化,实施共管模式的集体草场中出现了抢占牧场、过度利用、违规放牧等“公地悲剧”情形,其根源在于牧民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基于“认知—意愿—行为”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村庄规模、贫富差距、社会资本、利用规则。同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庄规模扩大、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用规则缺失对牧民的集体行动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流失则通过意愿来抑制牧民的集体行动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草地资源共管中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行为逻辑,为我国草原牧区推广草地资源共管模式提供政策和管理启示。     

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破除医疗保险制度“属地化管理”限制，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医疗保障权益，进而提高其居留意愿水平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文章基于2016—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构造截面数据双重差分模型首次识别了医疗保险跨省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改革对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的净效应。研究表明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水平，采用PSM-DID方法控制住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可能的原因在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改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医疗保险的地域性和不可携带性，提高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医疗服务利用率，进而对其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而对传统农民工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农民工向市民化身份转变，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流动性、现代性与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基于CLDS2016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年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的流动性及其现代化进程对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村庄的流动性与现代化进程与村庄建设意愿显著相关,并影响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第二,农村居民的现代性不断增强,个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乡土性逐渐衰弱,导致乡村建设参与意愿下降;第三,流动农民工中的返乡村民有着更强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实证结果表明,乡村的流行性和现代化过程对村庄公共精神的影响是复杂的,要实现乡村的重新整合,既要继续乡村的现代化,实现村庄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又要促进流动农民工返乡就业,从而重建社区共同体。     

工作嵌入、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工作嵌入概念的提出为工作绩效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其不仅能够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还能使其角色内和角色外的行为表现得到显著增强。本文通过对241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处理数据,从工作嵌入的角度探究如何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并探讨工作满意度在其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医务人员工作嵌入的工作联结维度与其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工作满意度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当医务人员与其所在医院同事关系越密切,人际关系越和谐融洽,员工就会在工作中主动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获得的工作满意度就会越高,进而个人的工作绩效有所提升。     

农民工的社会保护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本文以苏州市的问卷调查为基本分析依据,考察了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状况,认为苏州市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和人身权利保护较好,但是农民工职业伤害和赔偿、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农民工政治权益和社会保障权益受损的现象比较突出。为此,要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维权意识,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加强组织维权建设和农民工的职业培训。     

移植、解构与抽空: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逻辑

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移植着传统的乡土文化,通过小共同体构建和集体记忆,他们融入了城市的经济生活结构;同时,随着城市现代性要素的不断侵吞,乡土文化力量则在悄然退缩,借助动摇民间信仰和弱化乡土社群关系,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悄然解构乡土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与延续主要发生在农村社会,新生代农民工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土文化选择的逻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正悄无声息地被抽空了.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保护法律的缺失核算及其路径研究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问题凸显出来,而精神权益保护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问题加剧的主要原因。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保护缺失的表现及其危害分析的基础上,以全国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其缺失进行量化核算,得出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大于中部的结论,并提出应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保护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主张及建议。     

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的制度分析

本文分析了制度文本与制度运作实践产生巨大差距的原因。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落实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制度文本的直接实践者,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企业资源控制削弱并有自利倾向,与拥有强资源优势的企业关系密切,二者可以重构不利于农民工的制度运作实践,处于绝对资源劣势的农民工没有申诉与行动的能力,导致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制度只具有文本或话语上的“维权”意义。     

我国农民工维权NGO现状及困境——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农民工维权NGO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为前提,由于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侵害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而产生的.农民工维权NGO属于政治默许NGO范畴.从其产生途径来看,包括农民工"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草根农民工NGO和由社会精英倡导"自上而下"的农民工维权NGO.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维权NGO来看,这些机构都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获得企业法人资格.它们主要为农民工提供各种维权方面的咨询和服务,包括工伤咨询、工伤代理等.此外,它们还为农民工提供工作信息,举办文娱活动,提供职业培训,探访工伤工友,法律政策宣传等.目前我国农民工维权NGO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组织身份合法性以及与这个相联系的经济资源和人才三个主要方面.     

增权理论因应下的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

青年农民外出务工是青年农民走向现代社会、接受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是改变中国城乡结构、农村及农民状态的重要渠道。对青年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城市文明的需要。因历史遗留、现实制约、观念偏见、主题特性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现阶段对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不足。在增权理论的指引下，通过个体的文化增权、企业的组织赋权、社会的政策维权，建构整体性、系统性的维权方略，是提高青年农民工维权实效的最佳选择。     

“地缘维权”组织与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基于对福建泉州农民工维权组织的考察

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现行策略难以切实发挥有效作用,维权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民工缺乏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以地缘为纽带的维权组织”的出现说明了农民工对于组织资源的渴望,这种维权方式有其特点与功能,同时也存在局限。建立正式的、合法的、以地缘为纽带的农民工维权组织,是维护和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可能之举,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给予恰当的引导,以使其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