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问题

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在学术界经常被作为论证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成立。事实上，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有两种情况：一是产业歧视，这种情况反映了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但在古希腊城邦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就现有资料看，只表现在斯巴达一个国家。另一种情况是职业歧视，这种情况比较普遍，通常人们所说的古希腊人轻工商就是指此。但其实质只是一种“贵族意识”和职业观念，与农业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不能把它作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在古希腊，重视手工技艺是主流，鄙视手工技艺是支流，这不仅通过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表现出来，在希腊神话中也有所反映。     

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思想

重农轻商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政策。农业在封建社会居于首要地位,重农是必然的。但是,商业在封建社会对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因此轻商是相对的。除了轻商这基本的、主要的一面,还有不得不重商的另一面,战国时代各家对此有不少论述。从这些论述来看,轻商主要是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以防止过多的人从商或“弃农从商”;重商则是使商业发挥“流通财物、粟米”的作用,以满足生产、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各家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既要轻商,又要重商;但确有不少人是主张重商的。也有人,如荀子,是轻商与重商两方面都论到的。重农、轻商、而又重商,看起来似乎矛盾,令人不解。特别是人们往往强调轻商的一面,而忽视重商的另一面;或者,明明看到了重商的另一面,却不承认它,仍然解释为轻商。这样理解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政策是不全面的。本文试图从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思想中,来说明重农轻商而又重商,是可以理解的。     

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

地理环境制约了雅典国家农业的发展。从量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在城邦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据支配地位 ,难以维持城邦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从质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 ,属商品经济范畴。因此 ,雅典国家的农业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     

论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

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思想,产生了误会。认为古希腊罗马是＂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从开始就走上了海外贸易的发展道路,从而＂重商轻农＂;而我们是＂大陆文明＂或＂黄色文明＂,一直是农业社会,所以＂重农轻商＂。其实这是极错误的观念。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言论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来看,古希腊罗马社会和我们一样是极重视农业的;而且从神话学角度分析,古希腊罗马人对农神得墨忒耳和酒神、丰收之神狄奥尼索斯的特别崇拜也反映出他们对农业的重视。因此可以断言,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是毋庸置疑的。     

城邦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浅析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根源

城邦在希腊人那里呈现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政治是新的社会空间的主题.话语在政治活动中取得了支配地位,由此法律成为城邦的逻各斯.为城邦立法实践的成功从现实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为自然立法是为城邦立法的逻辑拓展.数学则是自然之法律.     

怎样看待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 --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

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特征,依据是这个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古希腊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粮食生产不能自给,大部分粮食需要从海外进口。另一方面,希腊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商品化了。商品经济意义上的农业与工商业一起,共同构成了城邦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但我们不能把农业的重要性和农业特征等同起来。     

城邦与早期法律

城邦的建立,除了地理环境的分散性外,也与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世界特殊的政治形势有关,更重要的是希腊人进入文明方式的特殊性。城邦内部追求独立、自主,尤其把政治自由看作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为了保证自由权利的运用,城邦政治家们选择法律作为城邦一切政治活动的准绳,维持城邦社会的运转。希腊法治思想对早期西方思想存在一定的启蒙作用,奠定了它在系统性分析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早期法律内部也存在缺陷,并最终导致城邦走向灭亡。     

试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自战国后期以来,抑商律令不绝,病商之政迭出,轻商思想弥漫于整个社会。“重农轻商”、“重本抑末”不仅被尊为一个神圣的经济教条,被历代王朝所奉行不替,而且还形成为一种顽固的民族心理,对后世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也仍然象梦魇一样,纠缠支配着某些人的头脑。本文试就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作一概略探讨,以期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充分认识这一政策的成因与后果。     

论古希腊史学的批判模式

批判地记载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古希腊史学的主要特征。以批判的方法为指导，古希腊的史学家不仅将神请出人的活动舞台，而且确保了记载的真实性。同时，这一方法也使得希腊史学的成就远远超过早于它形成的犹太史学。希腊史学的批判精神源于和外界，即波斯帝国文化圈的接触以及希腊人的理性精神     

论古代斯巴达妇女的社会地位

斯巴达城邦是古希腊世界有名的军事化城邦。在军事至上的社会风尚影响下,斯巴达妇女与这个军事共同体密切相关,具备古希腊其他城邦妇女所不具有的社会地位,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也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妇女。本文从经济、政治、体育锻炼、文化教育和饮食等几方面对斯巴达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探讨,试图解析斯巴达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原因。     

抑商还是重商: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近些年来,一部分学者质疑“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是重农抑商”的观点,并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作者针对这种质疑,从其理论认识和史实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最终得出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主要还是“重农抑商”,而并非重商或既重农又恤商的结论。     

电子商务实验室构架及电子商务实验平台

本文介绍了电子商务的实践途径，电子商务实验室建设的基本要求和解决方法，并详细介绍了电子商务实验平台的功能和技术特点。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论电子商务法的功能等同原则

通过对电子商务法功能等同原则基本内涵的剖析以及国际国内电子商务法对功能等同原则的体现,阐述了为什么只有电子商务法领域才有功能等同原则、功能等同原则是如何与其它原则一同构成电子商务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功能等同原则对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什么指导意义,并最终得出功能等同原则不应该长久地作为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则的结论.     

法律文化视角下中西商法发展的比较研究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比较分析了法律文化对中西商业及商法发展的不同影响,从商主体的法律地位、商业法律的形成以及封建经济对商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揭示了商业及商法发展与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     

演变中的电子商务仲裁:国际行业仲裁的新路径

电子商务的发展导致了越来越多基于电子商务交易而产生的纠纷,对于这些纠纷采用行业仲裁的手段解决显然是提供了一条简便、高效、公正的路径。电子商务需要仲裁,特别是行业仲裁作为其纠纷解决途径。构建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路径中,分析相关基本概念及其构建的路径,也探讨了电子商务行业仲裁的建立对我国的相关影响。希望能通过本文,对电子商务的行业仲裁的构建起到抛砖引玉的效用,使更多人能够关注这一国际行业仲裁新领域的产生与发展。     

分享经济的法律定位及规制策略

分享经济是近来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但法学领域的研究并未认清其本质。从分享经济内部法律关系来看，它其实是电子商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呈现出兼职与专职活动同时大量并存的双阶层构造，但当前的规制未能注意到这种区分。根据法律多元化理论，对分享经济的规制应当以保留多样选择为指引，摒弃一刀切式的传统监管思维。同时构建政府与分享经济平台方相互合作的、对专职和兼职分享有所区分的分级监管体制。     

宗法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爱国主义观念初探

中国古代国家具有典型的宗法文化特征。在宗法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忠君爱民为基本内涵,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以大一统为重要历史主题。宗法文化赋予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同时,也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局限性和历史保守性。     

电子商务模式分析及展望

世纪之交 ,因特网在世界范围内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正在兴起。一种基于Internet,以交易双方为主体、以电子支付为手段、以交易事务为依托的商务模式———电子商务应运而生。电子商务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 ,它的模式主要包括企业—企业、企业—消费者、消费者—消费者三种。目前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 ,人们正不断地对电子商务的模式进行分析和探索     

《盐铁论》中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

《盐铁论》既充分展示了当时上层社会两种不同的治国思路,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时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在理解何为治国之本问题上,贤良、文学持道德决定论的观点,而大夫、御史则持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对待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贤良、文学持崇本抑末、以农贬商的观点,大夫、御史则持以末易本、以商通有的主张;在对待国家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贤良、文学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大夫、御史则持权威主义的立场。《盐铁论》开启了儒学内部的义利之争,因而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