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德

本文就道德的根源问题,探讨了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发展过程:从孔子的“孝悌———为仁之本”经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到宋明道学家的“万物一体”之“仁”,是一个逐步明确的以“万物一体”为道德的本体论根源的思想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突破以血缘亲情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转向博爱精神的过程。但宋明道学一直到王阳明,都没有达到近代的人人平等享有基本权利的思想水平,关键在于儒家的“存天理,去人欲”的旧观念。作者主张把宋明道学的“万物一体”观与叶适、李贽、戴震的重功利、重情欲的思想结合起来,并参考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建立一种新型的“万物一体”的伦理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既主张在维护人的生存基本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又承认差等之爱存在一定的空间。作者最后希望人皆能扩大“一体同类感”的范围和广度,为整个人类世界走向“和而不同”的大同局面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奠定思想基础。     

他人的痛——对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沉思

从万物一体角度诠释“仁”,这是宋代新儒家程颢运用孟子学说资源对儒家的仁说作出的一种新的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程颢所理解的“万物一体”接近于“万物共体”的意义。后来程颢的论说不再侧重万物是不是一体,而是认识不认识万物是一体,强调仁者是通过理性认识了解万物一体的事实或真理。尽管程颢将论说重心作了转移,却并没有解决万物一体说的根据问题。     

仁学本体论

仁学本体论是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传统儒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指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这种整体就是仁体。仁体论把传统儒学的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作了有机结合。仁本体与关联共生的万有是"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关系。翕与辟是生生之仁体的两个重要而根本的倾向,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是仁的根源性表现,维系了生生的连续稳定性,使天道性理、伦理之善等价值得以安顿。仁是相恕,恕是他者优先,是平等而不会自我中心,恻隐之心是仁体的发见和显现,我与他者是一体共生的仁爱关系,因此群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仁本体的内在要求。我们今天需要在他人优先、仁爱优先的立场下重建仁学本体论,重建儒家哲学。儒家非宗教的人道主义即仁道,可以成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道德基础而无需超越的信仰。     

他人食饱,公无馁乎?——在"万物一体"与"圣贤有分"之间

王阳明首先以"知"说"万物一体",认其当从"感应之几"上看.感应之几有二用:一方面一气流通,正是万物一体给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另一方面,圣贤有分,人对万物的普遍的恻隐顾惜之情成为万物一体的开始.他也看到,二用又必归一几:"才能之异者"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与"才质之下者"各随其分的尽职精神,二者的搏斗、协调,只能指向人性的陶冶和养成.作为一种理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实质上是一种事关修道的审美直感论,它坚持了儒家知行合一的品格,"行"之而成,与"政治哲学"有很大的距离.     

论王阳明《大学问》对“万物一体”的诠释

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多有阐发,且在前人基础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在《大学问》中以《大学》的“三纲领”来系统诠释“万物一体”。阳明认为“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标准。如此一来,阳明将儒家内圣外王之纲领的《大学》归结为“大人以万物为一体之学”,这不仅赋予了“万物一体”以内圣外王的内涵,也体现了他以《大学》为核心诠释儒家其他经典和思想的倾向。     

从人生境界到生态意识--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论析

王阳明认为 ,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境界是“与万物为一体” ,如见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心 ,见动物觳觫哀鸣必有不忍之心 ,见草木摧折必有怜悯之心 ,见瓦石毁坏必有顾惜之心。他同时认为 ,人对待万物又自然有轻重厚薄的价值秩序 ,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王阳明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这二者统合成一种心理上的自觉意识和判断、选择上的直觉。在它的指导下 ,人既可以普遍地关爱万物 ,又可以合理地取用万物。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人生境界进到生态意识 ,这就是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在环境伦理上给我们的启示。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     

物的价值与人的责任：王阳明“万物一体”理论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无论是哲学界、伦理学界还是宗教学界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发掘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思想资源,来回应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想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但如此,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进一步揭示出人和自然息息相关的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在孔子＂践仁知天＂和孟子＂万物皆备＂的理论中,这一思想还被后人发扬光大。到宋明理学时期,程颢认为＂天人本一,不必说合＂,从而正式提出了万物一体的思想。王阳明对程颢的万物一体思想有所继承。然而,他不但将＂万物一体＂的理论纳入到仁的范围里来论述,而且把仁的实践范围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和万物的关系,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生态伦理把传统的人与社会道德范畴扩展到人与自然道德范畴,它提出人对自然界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理性批判。儒家思想自古就包含着原初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在宋明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朱熹丰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地生态伦理思想,例如以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理一分殊是格物致知的理论依据,格物致知是理一分殊的实践原则与方法,以“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提出以生论仁,仁作为“心之德,爱之理”以及仁的实现是一个克去私而后公,公而后仁,仁然后万物一体的过程。这些都符合今天的生态伦理、以人为本等社会倡导,因而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民爱物”都突出了“仁”以对方为重的他者优先的伦理取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与儒家“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在价值意蕴上有着契合之处。继承弘扬“仁”的他者优先伦理，是以传统价值为依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的时代必然。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明清浙东学术对儒家和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王守仁和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为例

“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阳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其思想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道德教化的新途径,在多灾多难的明代社会推行和创新儒家的“和谐”理念。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他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尖锐批判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的社会学说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从而也使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在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仁”与“敬畏”——儒家与施韦泽的道德生命观比较研究

儒家关注并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可贵,但更看重"仁",主张"践仁知天",通过"以道制欲"、"泛爱众而亲仁"等达致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天地境界。施韦泽依据人与万物的普遍联系,肯定一切生命的平等存在,提出敬畏一切生命的伦理主张。尽管儒家与施韦泽思考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的角度不同,"仁"与"敬畏生命"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他们都强调对人生命的尊重和关爱,都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崇高精神境界,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能够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省察

"致良知"是王阳明道德学说的一个核心范畴,挺立道德主体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精神,意即"我"作为一个完满自足的道德主体,能够成就自身德性,并将"我"之"灵明"融入万事万物,使其浸染"我"之道德精神,纳万物入"我"之道德世界;秉持慎独之功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特质,他尤为强调在"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域用力,主张通过"省察克治"、"破心中贼"、"存养夜气"等一系列内在工夫杜绝恶念、塑造新我;至达中庸之道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归宿,他特别注重"喜怒哀乐之未发"、"勿忘勿助"、"无适无莫"作为"致良知"的重要内涵。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初探

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孔子的理想社会伦理模式是仁与礼的统一。受此影响，他一方面肯定财富可以欲求，另一方面又认为获取财富应受义的制约；而在消费方面则主张以礼为度。这些思想蕴含了儒家经济伦理的诸多原则，为儒家经济伦理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