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贵墀和他的词

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而以王夫之、王闿运为代表的湘籍词作家在清词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杜贵墀作为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词派的重要成员，其词不仅在创作技巧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有其独到之处．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王闿运经学著作考述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人,是近代中国晚清至民初时期罕有的文化名人。他在近代文学、经学、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见解。尽管他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但他对于经学的研究自有特色,创获颇多,是影响晚清经学走向和学术转型的一位经学家。王闿运很早就对经学有兴趣     

求仕与入幕:王闿运经世实践之努力

王闿运是晚清时期一位积极用世的传统型知识分子,主张“通经致用”,以实现其安邦济世的人生抱负。求仕与入幕是他青、中年时期的主要社会活动。然后,王氏之求仕与入幕,与晚清很多士人之同类活动似乎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王闿运追求经世致用实践的人生特点。正是由于其不同时人之特点,也决定了王氏之求仕与入幕难有成就。     

简论王闿运的创作及影响

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生于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二年),卒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王闿运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民国等朝代,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兼参议院参议。他的诗文创作在当时自成一派,他的诗文理论曾有过广泛的影响,他的经学观更是自拔于世人之外。但是,这位值得注意、值得研究的人物,却至今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三十多年来,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本文力图对王闿运的诗文创作、诗文理论、经学思想作—些肤浅的探讨,以期引起同行们的注意。     

近代纵横学开山——王闿运

王闿运是晚清湘学三大家之一，作为今文经学大师、史学家、方志学家、湖湘诗派宗主、教育学家、近代纵横学开山，其学术成就在传统儒学衍变与传承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王闿运洋务观析论

虽然王闿运的思想观念植根于传统文化,但他并非保守派。他的洋务言论有个别不合时务,但总体而言具有大局观。从外交方面来看,他有高于时人的眼光,主张建立正常、统一、明确的近代外交,注重民族精神的振兴;从内政方面来看,他也不完全反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并提出了一些针对现实和启人思考的见解,重视人及人的精神的作用。由此可以认为,王闿运基本是近代式人物。     

王闿运文学创作的“湖湘文化”精神内核刍议

无所依傍的特立独行根性、心怀天下的爱民忧国意识、体用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是湖湘文化的主要精神特质,王闿运不随人热、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无所顾忌、秉笔直书的创作手法,伤悼时运多艰、世事纷乱的忧患笔调,以及寻绎御侮图存、国富民强救世良方的热切情怀,无不是湖湘文化精神内核的生动再现。这些创作精神在他培养的众多后学者身上发扬光大,兼之其卓然大成、领袖群伦的文坛地位,王闿运对湖湘文化乃至近代学风的影响颇为深远。     

点校整理本王闿运《楚辞释》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晚清王闿运所撰之《楚辞释》一书已于2013年8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王阉运《楚辞释》凡十一卷,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书。     

论王闿运史学思想形成过程及成因

本文对王闿运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过程、成因三个方面作了详细阐述,揭示了其史学思想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时的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湖湘诗派理论试探

以王阁运、邓辅纶为首的湖湘诗派在近代诗坛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拥有一批优秀的诗人，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诗歌理论。约而言之，湖湘诗派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注重摹拟；二、力求出新；三、讲究诗法。这三点也正是湖湘诗派得以在近代诗坛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盛唐初期南北诗风交融下的王湾

南北文化的融合对唐诗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南北诗风经过长时间的冲突、碰撞和交融,到了盛唐初期,当时占据诗坛主要地位的北方诗人群体和吴越诗人群体的交游创作体现了这种融合。而王湾作为北方诗人群体的一员,他的诗歌既有北人的豪迈雄壮,又有南方诗风的清新秀丽,体现了这种大趋势,也预示了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论王若虚诗论的主体性特征

金代后期著名诗论家王若虚在阐述诗歌创作的时候,非常注重诗人主体意识的张扬和主观情绪的发挥.相对于其他的诗论家来说,王若虚不主张诗歌表现方法上的典繁意密、语言形式上的浮靡夸饰,以及意蕴构思上的一味求奇,而是要求诗歌能够做到"以意为主"、要"自得".其诗论的实质就是强调诗人主体意识在诗歌创作中的支配地位,杜绝文字游戏和无病呻吟.这对金代中后期柔弱尚奇的不良诗风显然是一种拨正.     

白居易佛学依止及其诗歌成就辩难

白居易在参差多姿的元和诗坛是一显例。他曾毫不含糊地以我佛弟子自命,并虔诚地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忠实地栖心释氏,却不能保证佛禅修习的得心见性,级质不高,进阶未远,之于佛学的依止不甚深,与此前的王维、同时代的刘禹锡,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个中原委,陈说成难。白氏痴于诗,迷于吟唱,常常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从接受史考稽,白诗流播亦广远,许多篇什透着佛禅气息,传递出对人生高妙的感悟,然而学人之于白诗的总体评价不高,此又成白诗研究的学术难点。苏轼的为难情绪或许代表了选家的心态:不与饭俱咽,即与饭俱吐,真教人难能所以。析难辩难,大致有如下原因:一是其对于佛学信仰大多止于礼仪化,难窥堂奥;二是牵挂见多,用志歧纷,儒释均未得真谛,往往在达际思想中隐,穷时又急于兼济,进退失据,信仰无凭依;第三,白氏之于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认识,与佛禅相去嫌远,其所执信、执着追求的八言不化、至哉八言等,早已落入禅家不屑的言筌;最后的原因更隐蔽些,虽不便缕析条陈,总觉与诗人的胸襟、志趣、操守有关联:史上白氏的好名、爱官职、爱富贵以及太过惜身,独怜自爱等等,似乎都无可厚非,然而就精神世界绝胜之境的营造建筑来说,很可能就是前前逝去,后后生起...     

国殇--王鹏运爱国词浅论

王鹏运是晚清之季的爱国词人。国家的灾难,民族的危亡,郁积成他心中无法化解的悲剧情结,从而表现为他词中无穷无尽的家国之愁和山河之恨。无论是曲江之忧,泽畔之吟,还是黍离之叹,麦秀之悲,都是爱国、伤时、忧民、忠君的统一。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遴选严苛的《瓯北诗话》中，将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纳入其中，体现出集史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作者独到的美学眼光，在元好问诗歌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瓯北推重元好问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一是一直受到正统文派排斥的辽金诗文，在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甚至封建帝王亦厕身其中；二是交往圈的影响，瓯北朋友翁方纲对遗山诗艺术风格把握独到，恩师汪由敦亦倾心遗山诗。主观上：一是元、赵二人，对史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喜好；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都能避开前人套路，吸收历代诗家之长，成就个人之风格，并自觉承担起诗家之责；三是瓯北在诗歌创作主张与取材方面，与遗山颇多相似之处，且他们都有学杜之倾向。     

王维应制诗与盛唐帝都文化

有"天下文宗"之誉的王维是开元、天宝时期都城文化的核心人物,其应制诗从物质、制度、审美等不同层面,描写出8世纪中期盛唐雍容华贵的泱泱气度,百夷来朝的帝国威仪,普天同庆的盛世风貌,雄浑秀雅的审美风范,是以皇室、天子为主导的盛唐帝都文化的生动写照,具有艺术和文化双重价值。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与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