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的三张面孔:殷海光对“胡适”的阐释

在殷海光的言述中,“胡适”有着超个人的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的涵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自由主义思想路线的代表,也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术的象征.殷海光的“胡适”论说的变化,折射出新一代自由主义思想者对自由主义势力的期待,对自由主义学理建构缺位的反省,和对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和政治批判的坚守.     

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综述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７日至２１日,来自美国、港台和中国大陆学者近百人,在武汉湖北大学召开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殷海光的自由观、文化观、逻辑观和知识分子观等四个方面,现综述如下:一、关于殷海光的自由观殷海光是２０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自由主义是其精神的实质和核心,并贯穿其奋斗的一生。与会代表围绕殷海光的自由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宝明将殷海光与胡适比较,认为殷海光代表了一种外倾、进取、抗争的积极自由;胡适则代表了一种内倾、退缩、自御的消极自由。他同时指出,无论积极自由…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受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影响相当大,《论自由》是胡适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时期的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借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来冲击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中晚年的胡适则极力强调容忍与自由的关系,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不可否认,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中都存在《论自由》的影子,都受到《论自由》的很大影响。     

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特质简析

殷海光在自由主义思想上既继承"五四"的传统,又超越"五四",有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独到理解.他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他关注自由主义的人文基础,认同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观念;他张扬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的努力体现了"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进展.     

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特质简析

殷海光在自由主义思想上既继承“五四”的传统，又超越“五四”，有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独到理解。他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他关注自由主义的人文基础，认同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观念；他张扬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的努力体现了“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进展。     

从严复、胡适到林毓生、张灏——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世纪轨迹

中国自由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最为深重之时,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道德热情与逻辑理性的张力与矛盾中,批判传统以扫清救国建国的障碍,倡导自由民主以启智救世,苦心探索,呼号于世.但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困境致使自由民主的价值诉求沦为空洞的口号,无法真正落实.严复、胡适、殷海光以及林毓生、张灏等中国四代自由主义者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从对传统的拒斥、疏离走向反省和认同,逐渐走上一条理性沟通的新路,昭示出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新方向.     

从严复、胡适到林毓生、张灏——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世纪轨迹

中国自由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最为深重之时。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道德热情与逻辑理性的张力与矛盾中，批判传统以扫清救国建国的障碍。倡导自由民主以启智救世．苦心探索，呼号于世。但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困境致使自由民主的价值诉求沦为空洞的口号。无法真正落实。严复、胡适、殷海光以及林毓生、张灏等中国四代自由主义者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从对传统的拒斥、疏离走向反省和认同。逐渐走上一条理性沟通的新路，昭示出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新方向。     

从严复到胡适: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承与调适

严复、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展史上的旗帜性人物。从严复到胡适,自由主义思潮既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严复较多关注了"个体与群"这对矛盾中的群体一端,胡适则比较倾向、认同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传统。两氏均主张渐进主义,反对急进而骤变的革命,赞同渐进而温和的改革,但严复强调自由为体、自由为先、自由为本,反对将民主宪政作为即时目标,反对遽行民主,主张先行自由思想的启蒙;胡适以自由与民主并重甚至更彰显民主,提出了"幼稚园民主说",认为民主宪政并非高不可攀,在迈上"宪政"的起始之处宪政即可开始。严复所认同并加以移植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放任思想,而胡适所赞同与推崇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二人均从"自己争取"与社会"容忍"的角度讨论思想言论自由,但严复侧重从国势兴衰的角度强调思想言论自由的意义,胡适则比较突出思想言论自由对于人性完善、人格发展与人权保障的重要性。     

思想与饭碗

1969年9月16日,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在贫困交加之中,因胃癌复发病逝于台大医院. 如此一位学有成就的学者,晚年为何如此困窘?一切均是殷海光先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决捍卫自由,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激起了国民党的极端仇视.     

也论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

传统观点认为胡适是自由主义者,而鲁迅则不是;相反意见则认为鲁迅而非胡适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上两派各执一词,迄今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成为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仍没有彻底解决的悬案。其实,胡适和鲁迅都和自由主义有关联,胡适属于原典自由主义,鲁迅属于个性自由主义。原典自由主义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个性自由主义则是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它只具备原典自由主义所有原则中的重要一端,即其中之一的"个人主义原则",注重个性自由,而其内涵近似于"哲学自由主义"。鲁迅的脑袋能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但帽子的款式却是个性自由主义,而非胡适式的原典自由主义。     

南宋诗评家时少章考论

时少章是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一位诗评家。他看重诗品与人品、创作和时代的关系 ;从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 ,推崇盛唐诗风 ,抑制晚唐习气 ;注重师承 ,更强调独创 ;一方面激赏盛唐诗 ,但也不排斥中晚唐诗中那些清新流丽之作 ,表现了博大的胸襟和持论的公允。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康德自由观的历史贡献及当代意义

康德自由观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他把自由从必然性的事实领域提升到了超越必然性知识的价值领域，求证了自由不是必然性知识所能解决的本性；另一方面，他为现实社会中个人自由的正当性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康德的自由观对于当前人类如何正确地理解“自由”的全部意义及反思“现代性”等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     

新感觉派作家施蜇存、穆时英创作异质论

本文着眼于同属新感觉派的两位代表作家施蜇存、穆时英的创作异质,从文化修养、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审美追求三个方面分析了他们创作风格的迥异,从而得出了创作的个性自由与文学所具有的独立品格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我们更进一步地研究这个流派的创作,颇有启迪。     

施蛰存在《现代》的商业运作与现代品格

1932年4月,施蛰存被现代书局聘为<现代>杂志的主编.在<现代>的编辑工作中,施蛰存一方面遵循张静庐的办刊宗旨:一、赚钱,二、保持中立;一方面实现自己的理想,把<现代>办成"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作为编辑的施蛰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他超前的编辑意识和开放的编辑思想,使他主编的<现代>成为当时最"现代"、最畅销的现代杂志.     

应该怎样理解审美的“无利害性”

“审美”(鉴赏判断)这个概念按照康德的本意,是通过无利害的自由愉快来使人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把人引向“最高的善”。这是直接针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科技理性肆虐、人文理性沦落而发的。但由于康德的先验论哲学思想以及在方法上所采取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局限,最终导致他不可能完全解决两个世界的对立。我们应该在肯定康德美学思想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回避它的思想局限,从他律性与自律性的关系着眼,正确理解审美在扬弃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无限与有限、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立,以及审美在使人进入和谐统一境界、实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的重要意义。     

《英民史记》的译述及其在晚清中国的意义

《英民史记》是清末出版的英国史译著,由加拿大医师马林译自英国史学家约翰.理查.格林著的《英国人民简史》。此书并不是忠实于原著的译本,但却具有资产阶级史学的特点,并与当时的"新史学"潮流相结合,对中国的史学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传播及推动立宪都起到积极作用。     

道德建构与人的自由——兼议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自由

人类有着对自由的永恒追求,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也都有着丰富的关于追求自由的思想.但是,在走向自由的目标上,人类还有着漫长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社会的改造去逼近自由的目标;另一方面,更需要在自我的道德建构中去使我们变得更自由.在近代以来的所有职业活动中,从事行政管理的行政人员是在自由方面受到限制最多的职业群体,因而,对于行政人员来说,追求道德自由尤其显得重要.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约翰·胡斯对威克利夫宗教改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胡斯对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对威克利夫著作中的许多观点表示赞同,但他并不是盲目地崇拜,他所保卫和传播的是那些“符合于实际和正义的观点“;同时,胡斯在继承威克利夫宗教改革思想的基础上,比威克利夫走得更远,手段更激进,他亲自到农民中去宣传,号召人们使用武力,这成为后来农民起义的思想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