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峙到合作——吴人与西晋政权关系演变过程叙论

西晋灭吴后,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需要处理和西晋政权的关系.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对峙后,以陆机兄弟入洛为契机,吴人开始积极出仕西晋政权.西晋末年的大动乱,导致仕晋吴人命运坎坷,但由于吴人已对西晋政权产生认同,他们最终选择翊戴司马睿,建立东晋.     

从对峙到合作——吴人与西晋政权关系演变过程叙论

西晋灭吴后，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需要处理和西晋政权的关系。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对峙后，以陆机兄弟入洛为契机，吴人开始积极出仕西晋政权。西晋末年的大动乱，导致仕晋吴人命运坎坷，但由于吴人已对西晋政权产生认同，他们最终选择翊戴司马睿，建立东晋。     

清醒的痛苦——贰臣吴梅村仕清政治心态剖析

吴梅村是明清交替时期贰臣士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明朝灭亡,在沉重的现实压力下,吴梅村选择了出仕清朝,成为被人谴责的贰臣。仕清后,他内心处于一种清醒的痛苦中,用后半生进行着深深的忏悔,这真切地反映了变革时期士人进行政治抉择前后复杂的内心世界。     

吴梅村的生命观及诗歌生命主题

性格懦弱的吴梅村,在明清易鼎之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仕清,这是由其珍视生命的生命观所决定的。此后这一抉择便带给他无尽的痛苦,故在其后半生的诗歌创作中充满了用全部生命力量来忏悔的信息,由此,可以清晰地感知吴梅村其人的生命历程。     

陆机及其史学

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出生于江南士族家庭,祖陆逊,为三国东吴名将,孙策之婿;父陆抗,孙皓为帝时,任大司马之职。公元274年,陆抗卒,13岁的陆机领父兵为牙门将。公元280年,晋武帝统一了中国,他退居旧里,闭门勤学十年,不肯出仕晋廷。直到武帝时代后期(公元290年),才与弟陆云一起到洛阳,从此开始了仕晋生涯。惠帝即位后,陆机相继任太子洗马、著作郎、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等职。公元303年,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义,陆机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率军二十万攻打洛阳城。由于司马颖宠宦孟玖之弟孟超,“不奉命令”,“纵兵大掠”,导致河桥大战机军大败,司马颖听信谗言,将陆机杀于军中,时年仅42岁. 陆机文才超群,辞藻宏丽,擅长诗赋文章,所著《文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文学理论之作,他无疑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由于这样,以往在论评陆机时,人们主要着眼于他的文学方面,而对他的史学成就很少论及。在陆机一生经历中,曾撰有不少史学论著,诸如《辨亡论》、《五等论》、《汉高祖功臣颂》,以及已失传的《晋纪》、《晋惠帝起居注》、《晋惠帝百官名》、《吴书》、《要览》等,因此陆机还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评论家.     

家族利益与王世贞晚年隐而复仕关系考

纵观王世贞一生仕宦经历,仕与隐的矛盾在其晚年逐渐凸显。但是,即使晚年经历了长时间里居生活,王世贞仍然选择了出仕,颇令人费解。探究其因,当是其家族经济与政治利益使然。在灾荒不断、家族经济状况堪忧、父辈祭葬、儿辈荫袭的困扰之下,王世贞晚年隐而复仕的行为实属无奈之举。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

琅邪诸葛氏在魏晋之际人才辈出,入晋后成为名门望族。人们凭想象觉得其地位之获得主要得益于诸葛亮,其实不然。诸葛氏门望之上升主要是指活动于曹魏、两晋的诸葛诞一支。魏晋人曾比喻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为龙、虎、狗,人们多以为以“狗”喻诞为轻视,实际上则有夸奖的意思。诸葛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参与“浮华交会”,成为早期玄学化名士,尽管在政治上亲善曹氏,但依然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等方式提升了家族门望,其孙诸葛恢在东晋前期竟与琅邪王氏“争姓族先后”。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同为周后：吴、晋国家关系的源头爬梳——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论述之一

晋文公称霸中原之时，周天子周襄王称他为“叔父”。这一称谓是依据周襄王的先祖周成王与晋文公的先祖叔虞为兄弟关系所致。周襄王自降一辈而称晋文公为叔父。而黄池盟会后，周天子周敬王称呼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一文化渊源也当追溯到商末周王朝立国之前在周族部落时泰伯、仲雍长于季历的兄长名份。按辈份序列，周敬王的直系先祖周文王（姬昌）当称泰伯、仲雍为伯父。因此，周敬王省略了辈份排算的种种程序，也自降一辈地称呼泰伯王位的后世继承人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与昔日周襄王称呼晋文公为“叔父”，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政族合一、家国同构的周代宗法制社会中，这种差别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两国先祖在宗法关系上的不同地位。     

郭璞注《水经》考释

东晋著名博物学家郭璞，曾为《水经》一书做过注解。从《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各正史“艺文志”及目录书、典志史中皆有明确记载。现存郦道元《水经注》中，也保留了郭璞注的部分内容。郭璞广泛的游历、渊博的学识以及他渴盼祖国南北统一的志向，是他注释《水经》的动力源泉。     

诸葛亮人格特征成因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分析诸葛亮的心理传记,发现影响诸葛亮成才以及人格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家世与遗传为其成才提供了前提;战乱中的流徙生活极大地影响了他人生奋斗的方向;自我同一性危机为其人生提供了奋斗的动力基础;人际际遇使得具体的人生梦想得以形成;个人的奋进与历练是其成才的根本。     

浅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性格悲剧

诸葛亮无论是作为历史真实的存在 ,还是作为经过艺术加工锤炼之后的文学典型 ,他身上所散射出来的人格魅力 ,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直所崇尚的传统美德。从审美角度看 ,许多学者提出了“命运悲剧”之说 ;然而笔者认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作为一种典型 ,还有着从儒学角度生发出来的“性格悲剧”     

近年来关于蜀汉谋臣诸葛亮的研究述评

诸葛亮的杰出综合才能堪为世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榜样,尽管他也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由此,诸葛亮研究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三国重要人物的一个持久热点。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诸葛亮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如谋略、用人、建设等等。归结起来,不外乎政治、军事、治国三方面。“以史鉴今”,这是亘古以来永恒的道理。由此,笔者对近十年来诸葛亮的相关研究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对我们后人有益的借鉴作用。同时,为学者同仁进行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学术平台。     

从华亭之游看余怀的遗民情结

《三吴游览志》是余怀游踪的忠实记录。在此游记中,余怀借山水之漫游,写逸士之胸襟;托文士之雅集,吐亡国之忧愤;藉歌女之遭际,叹前途之多歧;借友人之凋零,申己志之坚贞。余怀的《三吴游览志》寓意深刻,寄托遥远,已非单纯游览层面的意义,而是他的遗民情结的载体和生动写照。     

见贤思齐 惺惺相惜——略谈李光地对诸葛亮的评注

诸葛亮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理学出身的政治家李光地对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及政治、军事和人才等思想尊崇有加。在李光地看来,诸葛亮＂八面打开,光明洞达＂,具有近乎完美的人格;政治上,诸葛亮具有＂王佐之才,而明于治＂;军事上,诸葛亮是＂以仁为胜＂、＂恩信服人＂治军的楷模;李光地还对诸葛亮＂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用人之术十分赞赏。透视李光地对诸葛亮的评注,可以看出李光地＂见贤思齐＂、＂惺惺相惜＂的情感是他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理想的表现。     

“堕泪碑”引发的官德思考

晋初名将羊祜身居要职而从不居功自傲,时刻把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奢靡成风的晋朝,他能做到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深受人民爱戴,更为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