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全面引入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就开始成为中国传播学者追求的目标,并作了长期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然而,目前文化传播学研究仍存在理论概括不够、缺乏科学理论体系等问题.文章旨在对文化传播学进行深入探索,提出文化传播的新概念以及传播"四要素说"这一全新理论体系,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上对文化传播学进行系统的阐述,其中"文化传播比较"、"跨文化传播研究"等内容是文中极具价值的部分.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现状、环节与突破

当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水平,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对学科的整体发展十分必要。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不矛盾,本土化的目的恰恰是要国际化,只有了解国际学界的状况,才能更好地丰富本土化的内容。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需要注意三个环节,其中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流利、地道的英语则是前提。为实现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在机构层面应设置奖惩体制,实行制度激励;在个人层面应从课程设置、学术英语教育等方面加强学术训练。     

论传播学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从1982年起,传播学本土化”就成为中国传播学者追求的目标。如何将西方传播学真正消化、创新,是中国传播学界首要的工作任务。由于中国传播学研究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突破口,使得传播学研究仍处于因循模仿期。其实传播的故乡就在中国,我国传统文化里本身蕴涵着丰富的传播理论和规律。因此要想在理论上获得创新和突破,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土壤里去寻根,该论文就是为此所做出的探索。     

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在政治传播学学科基本理论、政治传播的范畴和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学者们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拓展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也为促进政治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但还存在着体系不完善、理论高度不够和基本概念不清晰、研究方法有待拓展等问题。政治传播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学术界应在构建本土化的政治传播学科、网络政治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等方面深化研究。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文章指出,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可贵探索——评《心有灵犀:儒学传播谋略与现代沟通》

作为一种学术追求 ,传播学本土化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倡导 ,而且是一种研究实践。最近 ,张立伟研究员的新著《心有灵犀 :儒学传播谋略与现代沟通》 ,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增添了新成果 ,让人倍感欣喜。中外学者都已体认到 ,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传播思想和传播智慧 ,将其发掘出来奉献给世人乃传播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 ,中国传统文化是那样博大精深 ,如何切入研究对象 ,却是每一个传播学研究者不能不仔细思考的问题。张立伟先生采取专题研究的策略 ,从儒学传播谋略切入 ,避免泛泛而论 ,无疑是…     

精于心简于形——从"功能""效果"与"影响"谈传播理论整合

传播的"功能"效果"与"影响",作为彼此相吸的理论散落于同一本书的不同章节甚至传播学研究的不同领域.比较、梳理三者的定义,"作用"完全可以将它们统一起来.这并非在"咬文嚼字",它暴露了中国传播学研究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上.如果一味地铺放理论、堆砌内容,学科框架必然断层,理论体系必然错位,初学者也易于陷入思维的困顿挣扎.鉴于此,整合传播学理论应立足于结构简练、内容精辟,即"精于心,简于形",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     

名与源：关于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的重思

文章着重对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问题进行历时性考察和跨学科比较分析。中国自民国时期开始引入新闻传播学,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经历了“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转换,在“文化输入”和“文化适应”中不断进行着新闻传播学中国化探索。改革开放后,学界经历了从借用国外传播学理论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过程,期间出现了“到底有没有中国学派”“学科本土化是个伪命题”等争论。中国化、本土化的倡导者强调在实践中寻找真理,开启中国阐释,形成中国学派。文章最后结合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和知识构成两大症结性问题进一步分析,提出应通过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断想

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而“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提出则更晚。198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了我国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从那时起,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就成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可以说,本土化问题对我国传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20年过去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仍然面临许多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传播学在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矛盾。本文试从这些矛盾入手,探讨矛盾解决之道及本土化研究的发展前景,以期能促进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     

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传播研究

传播学一直处于经验主义与批判学派的方法论二元状态之中.如何突破这种思想方法之局限,开启新的学科视野,这是新兴的传播学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从文化研究视角审视传播学,会使我们对传播以及文化研究价值有新的认识.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反思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目前农村传播图景正发生着裂变,城乡之间依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播容器.因此,解决"三农"的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传播学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的过程.运用传播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还具有必要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借鉴和运用传播学的"守门人"理论、传播媒介理论、传受关系原理以及传播技巧等,能够更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大数据的传播学意义——基于媒介场理论的分析

针对大数据这一热点话题,目前的讨论集中于其在商业领域和公共管理的应用与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效应。而如果从"海量信息处理"这特质来看,大数据时代信息处理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乃至信息本质、外延的重新定义,都直接并深刻影响着传播领域的结构、生态与运作。本文梳理了大数据技术主要特征,进而根据布尔迪厄的媒介理论分析了它们在作用于媒介场时所产生的传播学意义,包括对传统传播方式、传播本质以及传播学理论和范式的冲击。由此讨论指向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传播领域的变革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并因此强调了大数据时代传播学研究探索跨学科思路的必要性。     

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交叉研究及其价值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哈里斯、麦克卢汉、施拉姆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开始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以求找到一条深入揭示传播的本质意义的新途径。虽然这种跨学科理论沟通尚存在诸多缺憾,但这种尝试毕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当今的传播学者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创新思维空间。     

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问题与出路

新媒体已经成为审视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域,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的前沿.自21世纪初,新媒体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关注以来,人们对其的认识有冲击论、工具论到环境论三种观点,且形成了三种观点并存的局面,在研究中广泛运用了传播学、社会治理等理论资源.但受限于对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研究仍然存在着研究思维、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观点的局限.新媒体实现了媒介、信息以及互动交流前所未有的融合,其所引发的不仅是交往方式的变化,而且是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变化.进一步拓深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研究,应结合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政治传播理论以及我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实现对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跨学科解读.     

创新时代传播学的特殊地位及发展趋势

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信息化、知识的创新性,构成了当今时代的主潮。在这样一个以“创新—传播”互动为木质的时代,既体现时代特征又横跨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传播学则凸现出如下特殊地位:其一,经济全球化是以全球性传播为具体体现方式,使得传播学成为必然的武器;其二,知识经济呼唤知识创新,而知识的创新则越来越依赖信息的传播;其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使命,离不开传播这一根本途径。这种特殊地位使我国传播学科的发展呈现如下趋势:传播学的外延继续扩大;其研究更加贴近社会实践并形成诸多分支学科;原创性研究力度逐渐加大、大众传播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媒介研究;政治传播拓展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崭新空间;广告学、公共关系的研究走向整合性的品牌营销传播。     

中国传播学创新的文化维度与现代视野

同西方传播学相比,中国传播学起步晚,但它历经引进阶段后已进入了创新与发展阶段。本文认为,中国传播学存在的新闻学化倾向是中国传播学学科定位上的缺陷,也是学科构建与创新的瓶颈。因此,当代中国传播学的科学构建与创新,迫切需要从哲学和文化学的维度,从全球化的现代性视野,完成学科定位的理论探索。从文化维度看,传播学的本土化既是学科构建的内在欲求,也是学科发展的外在情势;从现代性视野看,传播学的全球化,既是现代传播活动的理论诉求,也是传播学创新的资源需求。     

国外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现状——基于IS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在IS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中检索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后发现:网络舆论研究正处于发展时期;传播学是其核心研究阵地;美国是其研究中心;作者群体的流动性强,核心作者群薄弱,已形成少量的科研合作团队;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内容对媒介使用者的影响是其主要关注点。国内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与之对照,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上还存在很大差距,研究旨趣也大相径庭。     

禁毁与传播——关于明清小说的一种另类传播方式

以传播学理论解读明清小说禁毁现象,既可刷新对文学传播史上禁毁的理解,又将完善文学传播学学科理论的构建.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文学传播的基本原理考察明清小说的禁毁,可见出其表征是权力的强制性、物质性实践;其实质是雅俗文化的博弈;其效果则是另类传播方式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