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下)

本文以《故事新编》和《古史辨》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及其周边的古史叙述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第一代共和史观之浮沉。论文后半部分集中论述鲁迅在其文学实践中所呈现的凝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非线性时间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可以窥见为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无名者世界的历史幽灵学。论文共分十个部分，分别是：1.拟古史与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故事辨”与神话、传说、演义的放逐；3.隐秘的置换：从基督教世俗主义到中国/东亚现代古史；4.截断谁的古史?第一代共和史学之浮沉；5.破除名相与无名者的历史；6.非历史世界：神话、迷信、宗教；7.超历史世界：作为“神话之仇敌”的神思者；8.历史幽灵学：鬼眼与无名者的追问；9.作为幽灵的未来；10.无名者的显影时刻。     

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

本文以《故事新编》和《古史辨》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及其周边的古史叙述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第一代共和史观之浮沉。论文后半部分集中论述鲁迅在其文学实践中所呈现的凝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非线性时间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可以窥见为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无名者世界的历史幽灵学。论文共分十个部分，分别是：1.拟古史与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故事辨”与神话、传说、演义的放逐；3.隐秘的置换：从基督教世俗主义到中国/东亚现代古史；4.截断谁的古史?第一代共和史学之浮沉；5.破除名相与无名者的历史；6.非历史世界：神话、迷信、宗教；7.超历史世界：作为“神话之仇敌”的神思者；8.历史幽灵学：鬼眼与无名者的追问；9.作为幽灵的未来；10.遗忘与无名者的显影时刻。     

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顾颉刚古史论的理念与方法

顾颉刚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现代史学家的典范,他那极具创见的古史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洞见。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最弥足珍贵的历史理念,即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他那“观念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具有极重大的学术价值。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顾颉刚先生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往往是由《尚书》研究得来的。例如他在学术上最擅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就是早年在把《尚书》和《诗经》、《论语》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那时他在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正承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激荡,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古史茫昧无稽”的说法,开始具有了要对传统的古史重新进行探索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古史演变分化说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的讨论

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的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1996年,杨宽先生写作《〈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时,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杨氏关于《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信古倾向,反映出其学术思想呈现一定的倒退之势。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年10月21至22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开天辟地的神话与盘古

盘古是我国神话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但他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不早,直到三国时才被提出来。可是这最后出的一位,却“后来居上”地被安置在群神古帝最前的位置上,成了我国古史神话传说中最早最古的一位尊神。在盘古出现前,并不是没有开天辟地性质的神话,例如从西周敷布大地的神起,至西汉     

先秦冥界神话考——兼论《楚辞·招魂》的神话学价值

根据安德烈·朗格“万物有灵”论和荣格“原型”理论，灵魂不灭自然观在远古社会普遍存在，幽冥世界是上古神话领域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华上古冥界神话独具特色。在人神杂糅的上古早期，神鬼相混为一，没有明确的天界、地界和冥界之分。商周时期出现了冥府的雏形，但此时的观念是人死后的灵魂归于极其险恶高峻的大山之上而不是归入地下。昆仑山是此时“天堂和地狱之山”的典型代表。战国中晚期，《楚辞·招魂》的出现显示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冥府神话。它开创幽都冥界在于地下的神话内容，补充和发展了《山海经》《尚书》等置幽都于地上的古老提法，完整地显示了中国上古神话的三维结构模式，堪称是中国上古冥界神话的经典篇章。     

中华文化“春来风景异”——用《文心雕龙》六观法析范仲淹《渔家傲》

在我国面临庞大的“文化赤字”的情势下，我们要重视以《文心雕龙》为高峰为重镇的中国文学理论。用《文心雕龙》的“六观法”对范仲淹的《渔家傲》进行研究，可以打破中国传统文论“不重分析没有体系”的迷思（myth）。     

人类历史上有过群婚吗？——对摩尔根婚姻进化论的反思

摩尔根的群婚论自问世以来,就遭到人类学家的猛烈抨击,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理论就被西方学术界所彻底摒弃。现代西方人类学家的一致看法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群婚,一夫一妻制婚姻始终是人类最普遍的婚姻形式。但是建国后,我国学术界却一直把摩尔根的理论奉为＂经典＂,迄今为止仍然如此。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摩尔根的理论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二是中国人自古就有远古先民曾经群婚的观念,三是我们把原始人想象为动物,四是我们常常把兄弟姊妹互为夫妻的神话当作真实的历史事实。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我们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已远远落伍了。     

从灶神赫斯提亚崇拜看希腊人的家庭观和生殖观

希腊语表示“家庭”这个词的意思是“环绕圣火的人”或是“同一烟火下的人”，其意思是组成家庭的人就是那些被许可崇拜同一家火并祭祀同一祖先的人。因此家庭不是男女双方两性关系的结合。而是由灶神赫斯提亚联系起来的一家人，赫斯提亚是希腊家庭的组织原则。另外，希腊人的思想中一直莆绕着纯粹父系遗传的梦想，故而创造了“技子是炉灶中的一块烧焦的木柴”的王室神话以及大地生人的“地生人”神话，进而产生了“男人是种子，女人是地，孩子在母亲的子宫中生长，就像庄稼在撒下种子的土壤中生长一样”的思想。而孩子生下后的“十日礼”则彻底抹去了在母亲的鲜血和肚腹中出生的事实，同时也把妇女完全排除在城邦公民权之外。     

古代文学审美语素“气”对古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价值

反思古汉语词汇研究现状,其研究内容比较狭隘,研究方法日趋定型僵化,面临深刻危机。古代文学审美语素＂气＂属于书面常用雅语,既抽象又模糊,具有独特性与共通性相融合的特点,对古汉语词汇研究而言,它具有如下特殊的研究价值：探索审美语词的特点及演变规律,丰富并深化古汉语词汇语义理论;从三个平面展开语义描写,考察审美认知特点,开拓词汇语义研究模式;扩展古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应用领域,为文学范畴史研究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从中国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领军人物、成员（包括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代表作、理论贡献、学术范式及独特的研究风格上整体鸟瞰，乡村社会研究绝对是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主旋律，“中国乡村学派”，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征。     

融合中西 超越中西——论王国维“境界说”对叔本华美学的借鉴

王国维是一位融合中西的学术大家，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他的文学研究中。在各西方美学家中，王国维尤好叔本华，因而叔本华的观点也必然渗透于王国维的文学研究中。以《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为例，从“境界”的生成过程、“境界”的形态种类、以及“境界”的艺术表现方式三方面考察，可以见出王国维在中国诗学理论的建构上对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关学的借鉴。     

略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儒家思想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趋于沉寂，但儒家思想研究非常活跃。儒家思想研究之所以活跃，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儒家思想是有待研究的学术领域、冀儒家思想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即注意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外在研究理路”。20世纪50年代的儒家思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儒家思想的错误认识、加深了对儒家经世传统思想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当然，此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亦存在局限，即“外在研究理路”这种方法，未能有效解决人的“历史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论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建构

文章主要探讨诺思洛普·弗莱构建文化批评的方式。他以文学为切入点进入文化批评，由词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形成的两极张力构成了其整体批评基础，文化批评则位于批评的离心倾向上。此外，弗莱借用“神话”来阐释文化批评。神话的多义性再次张开了一个向心/离心阐释模式，这一模式正是审美论和决定论复杂关系的体现。弗莱企图中和两者，从而使文学与文化批评融为一体。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可以细分为诠释的方法和转换的方法两个部分。诠释的方法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例,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的经典诠释方法:一方面侧重语言性的分析,对核心概念的训诂及其在哲学发展史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内涵的把握;另一方面侧重对诠释者的"历史性"的分析,把握诠释者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下的诠释言论的具体意义。转换的方法,则借助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具体的"策略性框架",首先在认识论上要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和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方哲学的互惠互动。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