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的实现模式、整合及其变革

政治权力是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通常亦是形成矛盾和冲突的复杂领域。如何实现政治权力,是少数人占有还是多数人持有,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从而避免政治权力冲突始终是政治权力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在西方,分配政治权力采用政党模式,但政党冲突的后果是使政府相当不稳定,为了整合这个问题,官僚政治应运而生。虽然官僚政治具有其优越性,利于保证政府的稳定,但其弊端在形成过程中也不断产生,如何推动官僚化的政治结构变革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治运动通常是一种整合方式,在其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暴力或激进的行为,但其功能在于政治结构不致僵化而走向衰败。     

多维视角下的文化解读（之二）

四、文化的权力与同一（一）文化权力的形成导源于文化从自然的分化,文化的权力离不开文化对自然的模仿和对抗。文化的发展使得人类在未能彻底脱离自然的情况下又陷入了对于文化的依附,文化已经使人类完全文化化了。文化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也是人类逐渐脱离自身的过程,又是文化不断远离自然、不断自我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出现了各种矛盾、对立和冲突,文化的权力便是这种对立和冲突的结果。     

试论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冲突

试论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冲突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刚刚建立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舆论冲突，矛盾集中在“人权”与“法治”两点。这场冲突显示了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在后几十年思想文化上根本分歧的...     

美国政府行政管制机构的政治性探究——基于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权力关系视角

美国政府设立行政管制机构,意在提升整个政府的效率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此类机构规模、数量和权力的迅速扩张,把美国带进了以＂行政国家＂为特征的时代。行政管制机构与总统（行政首长）、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关系,是行政管制机构有效地实施对经济、社会的管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的政治关系,而这种政治权力关系实质反映了美国宪制精神所倡导的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     

宪政视域中的政治稳定

宪政所表明的是一整套规则、一系列观念和一种稳定状态 ,它能够提供基本的政治资源 ,从而有效保持政治稳定。这种功能体现在对权力进行限制以防止权力滥用、化解政治冲突中的矛盾、维护多元社会的秩序和防止意识形态专制等方面。     

蒙元时期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及影响

蒙元时期,蒙古传统的游牧家产制与中原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皇帝与中央政府想逐步推行集权制,而诸投下（即诸王、驸马、勋臣等）家产制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窝阔台灭金始、后经入元后忽必烈时期,直至元末,元廷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终未解决好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对元朝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使元代具有＂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     

权利文化与权力意识的冲突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过渡时期政治文化,这种过渡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是,体现权利型政治文化原则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与体现权力型政治文化理念的政治意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权利文化与权力意识的冲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主要表现为"显规则"与"潜规则"的较量.     

文化地缘政治：全球化时代文化产业的国际政治学分析

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产品在全球化流动和商业逻辑的支配中逐渐被整合入一般工业产品和商业服务之中。文化产业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文化活动,而且因文化意义影响着权力关系而参与民族国家间的权力博弈,形成了一种影响施加机制。因此从＂地缘政治＂概念入手,采用跨学科理论分析的方法,提出＂文化地缘政治＂概念,来透视这种以地理位置分散或聚集为形式、以成员共享文化价值观为内容、以政治效果（国内的或国际的）为目的的机制是很有必要的。该概念的提出不仅揭示了文化产业传播的政治性内涵,而且为我国大国战略中的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参照系。     

身份符号学理寻绎与和谐符号系综建构——从政治哲学的视域解读

在社会共同体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分配都与成员的身份密切相关,个人因身份符号差异而被赋予以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人类社会的显性运作特征就是交织的身份符号系综的变更导致内在"熵增"或"熵减"的现象呈现。由此滋长的身份焦虑、疑惑导致各种矛盾与冲突,有力地冲击着社会和谐与稳定。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域出发,以权力为基点、正义为视角来解构身份符号,有利于建构和谐的身份符号系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分析

本文在深入分析我国跨世纪改革深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以及经济改革深化所引发的深层次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变革过程，而同时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因此，在改革整体性攻坚阶段，必须高度重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有机衔接和协调发展，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建设。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探索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１）继续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调控体系。（２）改革和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抑制和消除社会经济过程中的权力腐败现象。（３）规范党政机关和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合力。（４）把政府与市场这两种启动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     

《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述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已被人们进行过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由于清廷没有满足其条件而不愿出山,有的认为袁世凯一出山就怀有异志,等等。其实,袁世凯自始至终没有拒绝清廷,相反他一开始便作出积极效命的姿态,为此还作了充分的谋划。     

对唐绍仪集团的考察

唐绍仪集团多数生长在沿海，接触洋务较早，在洋务方面有不少贡献。唐绍仪本人，留学美国，与袁世凯为密友，曾担任总理。后与袁政见不同，转而拥护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后又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唐绍仪一生多变．很值得认真研究。     

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论民初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袁世凯和地方实力派在处理双方的关系时均表现出两面性特点。袁世凯利用地方实力派的依附与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担心地方实力派壮大而经常限制他们的发展。地方实力派则始终将袁世凯作为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当袁势力强大统治稳定时,他们竭力奉承与巴结袁,当袁之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纷纷反袁。袁世凯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与潜在的不稳定性是与地方势力派的依附与反对密切相关的。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

人们通常将＂我生不有命在天＂理解为商纣王对＂天命＂的迷信,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在宗教信仰领域,商人信仰＂帝＂、＂上帝＂,＂天＂、＂天命＂是周人的信仰。殷商末年,伴随着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商周在宗教信仰领域也展开了斗争。因此＂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正确诠解应为：＂难道我得不到上天的护佑吗？＂言外之意即是：帝作为商人的神灵护佑着殷人,但是周人却以天的名义来灭商,因此纣要疑问难道我作为万民之主只有帝护佑着我而上天却置我于不顾吗？     

“後”（后）不是语气词

修订本《辞源》“後”字条义项（五）“助词。表示语气，犹呵或啊”是错误的。依据汉语词法，古代“後”字亦犹“时”也，此有古文献作为佐证。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从《金瓶梅》、《红楼梦》等看宋元明清汉语“洗涤”语义场

宋元明清时期,汉语“洗涤”语义场在所考资料中存有12个义场成员——“沐”、“浴”、“澡”、“盥”、“浣（瀚）”、“濯”、“洗,”、“涤”、“漱”、“淘”、“荡”、“涮”。义场格局发生了丰富的变化。有旧词的消亡、旧词的复出、新词的产生和原有成员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