禀赋特征、选择偏好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

农户的禀赋特征及其选择偏好对农地流转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广东的农户问卷调查,采用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1)农地的细碎化与分散化,加大了农地流转的难度;(2)改善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能够有效诱导农地的流转与农业的规模经营;(3)强化农地的用途管制,能够激励农户的土地转入;(4)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农户越倾向转出土地,欠发达地区的农户则更倾向于扩大农地经营规模;(5)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推进农业经营的组织化,有利于加快农地流转的进程。     

农地流转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与主要对策

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带动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构建既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又保护农民权益的农地现代产权制度,着力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以使农民转变为二、三产业以及农业工人。要全面推动农地流转,必须实现农地流转模式创新,按照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农地产权市场交易、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走向现代农业等基本要求,构建以依法租赁与股份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流转崭新模式。     

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变革刍议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地制度创新 ,与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相比较 ,具有较大的制度绩效 ,但它主要解决的是土地经营体制问题 ,并没有解决农地制度的所有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农地使用制度涌现出“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使用权拍卖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措施 ,促进了我国农地制度的创新。市场化是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必然趋势 ,目前应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逐步实现土地市场化。     

产权特性、心理账户与农地流转

基于农地人格化财产特性,结合心理账户理论,重点讨论农户农地转出的决策机理。研究发现:农地产权人格化特征所衍生的农地控制权意识,导致农户的农地流转并非是纯粹的生产要素交易,而是分别表达为以情感为导向和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两大效用目标,进而形成了关系型契约心理账户和市场型契约心理账户。其中,关系型契约心理账户由于情感诉求而降低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损失厌恶感,激励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市场型契约心理账户由于交易成本而加剧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损失厌恶感,抑制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研究结论:农地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心理账户差异,使得农地流转具有不同的交易含义与不同的运行逻辑,由此决定了农地流转的市场发育进程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     

我国传统农业区农地制度改革:一种“土地换保障”的方案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困境在于农户生产要素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冲突。农地作为生产要素功能的发挥,要求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与自由流转;而农地目前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要求农民在失去农地时获得作为补偿的某种生活保障。这就要求农民能够将农地置换为社会保障。考虑到仁慈政府假设和定价成本为零假设的非现实性,我们主张通过农户自主交易来实现"土地换保障":赋予农民自主交易农地权利,政府在交易中提取社会保障金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账户。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农地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相对于社会保障型的农地制度而言,农地市场化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应不失时机地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市场化的农地制度,实行“土地股份制”以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交易成本视角下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

农地集体所有制并非农地流转和集中及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制约农地流转以及农业规模经营形成的障碍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低市场性"。事实上,中国尚未建成农地流转市场。这意味着出租方农民和承租方农民在农地流转中都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才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然而,农地的严重"细碎化"以及我国现在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都制约着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破除农民在交易中的既有约束,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风险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使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成为可能。而这一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需要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我国农地制度环境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交易费用,30多年来农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就是沿着总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路径逐步展开.遵循这一内在逻辑,我国农地制度未来变迁的方向必然要求降低总交易费用,这就意味着需要减少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农民的认知、进一步推进分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框架不变,强化农户家庭土地经营权利的完整性.     

通过合同的治理——克服农地流转困境的助推策略

目前，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然而，农地流转的近期实践表明，即便存在法律允许与政策激励，农地流转率仍然偏低；已流转的样本中，纠纷的频发使得各方当事人的权益难有保障。这是农地流转面临的双重困境。克服该困境须明确的前提是，农地流转遵循着特殊的市场逻辑，应关注当事人决策和行动的真实情形，不应局限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而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可能会提出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方案。作为解决方案，农地流转的标准合同制度有待建立和完善，同时也需设计“交易装置”以克服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的抑制。在本质上，通过标准合同制度的治理是一种助推策略而非政府的深度干预。     

中国大陆集体农地产权的现实困惑

中国大陆集体农地的确权颁证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实，诸如农户撂荒承包地而集体无从禁止，承包、经营农地抵押贷款面临困境，以及承包农地继承问题初现端倪等，又表明集体农地产权尚存在某些界定不清、内涵不明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集体农地产权在现实生活中的若干困惑。从要在农村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一改革目标看，迄今进行的改革还只是开了一个头。     

三权分置下的农地资本化:条件、约束及对策

农地资本化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破解农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重要途径。健全的制度保障、清晰的产权界定以及开放有序的流通市场是农地资本化的三个基本要件。在当前三权分置的农地产权框架下,我国的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面临着既有法律制度抑制、交易费用偏高、关联制度缺失以及农地流转市场清淡等现实约束。为此,须从健全农村土地立法、完善农地产权交易体系、优化制度环境、构建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入手,创造有利于农地资本化的客观环境,推动农地资本化进一步发展。     

美国农地信托流转运行机制分析与启示

农地信托流转作为流转的创新方式之一在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有效放活土地经营权创造良好条件。我国农地信托流转起步较晚，面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承包地“三权分置”落实的新要求，需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本文以美国农地信托流转为例，基于土地产权理论从参与主体、运行关系、典型模式、保障措施四个方面阐释其运行机制，以此说明美国此项制度经验。同时，梳理我国农地信托流转的现实探索，从主体关系的视角形成总体分析，并总结面临的问题，进而为借鉴美国农地信托流转的相应经验提出完善建议。     

农地流转中维护农民利益的第三方力量

在农地流转的利益平衡中,农民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而第三方力量在农地流转中维护农民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对农地流转中第三方力量的功能定位及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分析其对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作用,对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和维护农民利益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原则,从农地信托、农地交易信息平台、农地流转舆论监督、流转纠纷援助等制度方面探索完善农地流转第三方力量制度体系的具体方式。     

农地习俗元制度及其对农地外在产权制度的影响

一、农地习俗元制度简析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不同地区农村在农地利用过程中,在国家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为协调有关当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相应的习俗制度,并且,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习俗,有其自己的实施机制。例如,在农地土地面积、农地市场流转、农地纠     

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的理论探讨

农地产权私有化与国有化均不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因此,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并非所有权归属的改革,而应是使用权的改革.使用权改革的着眼点是政府应采取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权利、积极培育农地流转市场及外部环境政策组合,推进农地使用权流转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农地流转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客观上要求农地能够自由流转，但现阶段农地流转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尝试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增长、城镇化两个角度解释农地流转率不高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可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当前农地流转态势只是暂时的，长期内农地流转率将会进一步提高；城镇化与农地流转呈“U”型关系，且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农地流转之间并非起中介作用，而是表现出“遮掩效应”;产业结构促进农地流转，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引入经济增长滞后项、考虑内生性后，使用Tobit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且经济增长对农地流转率较低的省份影响更大。     

实践、缺陷与误识--基于农地流转制度实践的思考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的推进面临两个基本现实：一方面，农民群体内部已经产生较大分化；另一方面，农民主体利益成为制度实际实施中的次要考量。与之相伴，一些制度实践者的主观认知存在偏误：一是认为农地流转制度是一项土地政策，二是认为农地流转比例、规模越高越好，三是为农民贴上落后标签。事实上，农地流转是一项制度设置而非政策，农地流转的规模比例应当遵循市场原则而非人为设定，农民的土地观念是一种生存理性而非落后。     

土地流转、边际效益与农地制度的重新安排

通过对土地流转依据的分析,得出在相同的人力资本投入下,其他行业的产出效益大干土地上的产出效益,土地流转就会自发的进行,并直到两者边际效益相等才会停止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提出了构建多级、多层次的农地制度,即"国家或集体农地+个人得以生存提供保障的土地"并存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的实施,需要解决好个人生活保障所需最低限度的土地面积核算、土地的收归以及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