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桂系政权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新桂系集团通过民团组织和“三寓”政策对乡村社会的民众进行有效组织,通过村街民大会有效将政府意志传达到乡村地区,依托国民基础教育培养了一批服从政府的民众群体,对分散的乡土社会进行了有效的动员和整合。这就第一次将国家权力延伸到基层地区,改变了农村的乡土意识形态,强化了民众的国家参与意识。     

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河北唐山乡村公共空间为例

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以河北唐山为调查区域,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地乡村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即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是附加性的分布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归纳了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而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作用。     

论政府与民众联动的危机参与模式——贵州省修文县的个案研究

文章以危机的社会动员和参与为切入点，在比较危机参与两种理想类型的基础上，结合贵州凝冻危机中修文县的社会动员和参与状况，提出了一种更为有效、全面的危机参与模式：政府与民众联动模式。为了满足公共危机中各个社会群体的需求，更好地发挥“小政府、大社会”的优势，要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规章制度等方面来推进体现多元共治的政府与民众联动型危机参与模式。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公共管理视域中的检察机关探析

在公共管理研究的诸多不同角度中,宽域视角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从公共管理研究的宽域视角出发,应对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进行广义理解.从“大政府”的观点看,公共管理是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内的所有公权力主体管理社会事务的活动.从宪法地位看,检察机关是国家机构之一,是公权力主体,属于公共部门.检察机关通过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参与执行公共政策、参与监督公共政策的实施来参与公共管理.     

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乡村民众对戏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戏剧活动多是围观而不参与。中共政权借助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演出革命戏剧、规范村剧团行为等路径,使乡村民众逐渐改变了对戏剧的态度,实现了由围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在"运动群众"参与乡村戏剧活动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通过政策引导、机构协调、专业剧社帮扶、媒体推动等举措,为民众参与戏剧活动创造条件,使乡村戏剧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戏剧运动。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乡村戏剧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戏剧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而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对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交融共生,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对解放战争及以后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众参与司法的审视：陪审团制度价值功能解读

近年来，中国立法和公共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听证会、法律草案评论等情形使得民众参与日益具有促进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功能。作为民主的产物，陪审团审判具有非职业性、社区代表性、公正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4方面的价值功能：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作为一道屏障，介于被告人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护被告人权益免受侵害；提高公民素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法治观念；提升审判公信力。陪审团审判制度为民众分享政府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机会，给刑事司法注入了大众价值观，增加了实现正义和防止政府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强化了刑事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是政府运作中民众参与的象征。     

大众传媒——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和社会民主的表征。大众传媒是公共空间最重要的部分,是特殊的公共空间,是政府与公民、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互动的桥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力沟通协调,能够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向对称传播真正得到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从而激发个体作为主体的内在追求,提高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促进社会的稳定、政府的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这种作用与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要全面认识和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这一政治资源,就必须同时将其作为公共空间来认识和把握,使之在双向对称传播中扮演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角色,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

近年来 ,农村民间组织发展较快 ,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够。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自身广泛社会资本的运用 ,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及农村精英的参与。农村的民间组织能协助政府治理乡村 ,是农民自身的利益表达机制。但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引导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和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