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看中国海权发展道路选择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权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在海权发展中的比重在上升。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提升，中国又一次面临发展海权的历史机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结合中国古代与亚非欧友好通商的历史，意图加强与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国家在贸易、投资、文化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合作，通过以投资和贸易为纽带，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重要道路选择。在现阶段，中国海权将以和平发展作为战略定位，将经营印度洋“海上生命线”作为战略优先方向，投资和贸易作为发展海权的主要手段，保持有限军事存在为发展海权提供有力保障。     

论近代早期英国海上强国地位的形成

15世纪到17世纪,英国逐渐由一个远离大陆的岛屿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世界贸易中心。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为英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使其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出现了根本性变革,与此同时,与西班牙、荷兰的海上斗争也进一步强化了英国的海权意识和帝国意识。掌控海权是近代早期英国人的决胜之道,同时也是英国得以最终称雄世界的根本原因。     

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20世纪初孙中山在晚清海权意识初步觉醒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西方近代海权理论,形成了具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海权观:即以恢复和维护中国海权为核心,以建设海军加强制海权和全面开发利用海洋为主要内容,这对于收回和维护中国海权,增强国人的海洋意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福建海洋文化特质对早期留欧教育的影响

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海洋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之中,福建的海洋文化逐步孕育成熟,形成了独有的特质,即自觉的海权意识、开放的胸襟、冒险拼搏的精神、多元性与兼容性,以及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精神.洋务运动时期,这种海洋文化特质鲜明地体现在以福建船政局为主体实行的早期留欧教育上.二者的密切结合,在海洋文化史和留学教育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甲午战后官办军民用工矿业

过去研究清政府所办近代军、民用工矿业,主要集中在甲午战前洋务运动时期,本文试图探索甲午战后这方面的情况,以便进一步阐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一、继续和扩充清政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以“自强”为中心的洋务运动,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宣告失败,但清政府创办近代军、民用工矿业的活动仍在继续并有所扩展。甲午战后,清政府鉴于“强邻环伺,伏莽潜滋’,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的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以及人民反帝反封建斗     

晚清海防与近代日本海权之战略比较

加强海防与拓展海权是19世纪末中日两国面对海洋危机提出的不同战略.晚清海防以本土安全为目标,以分区设防为特征,强调海军的防御功能,严格将海防范围锁定在本国海岸和沿海一带.日本海权以俄国、中国为假想敌,强调海军攻势战略,将朝鲜半岛和中国领土视为利益所在之地.由于日本海权目标直指中国领土,而中国仅以沿海为前沿阵地,因此,战略提出之际,中国已处劣势.面对强调海外利益和超过正常国家安全利益要求的海权战略,中国将对本土危机作为海防建设和海防战略的主要参照系,在战略实践中否定海上防御,实施海岸防御等战略方针使中国海军的战略效能消耗殆尽.以海防应对海权的战略错误不但决定了战争结果,而且使中国地缘战略空间完全塌缩.     

从和平发展战略看中国海权观新的价值纬度

和平发展战略蕴涵许多新的内涵,如加强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协调,摒弃“零和”,寻求共赢,注重制度等软实力因素,树立新安全观、新权力政治观等。这些内涵为中国海权观设定了新的价值纬度。海权建设要适应和平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在发展海洋军事力量的同时更加重视软实力的作用。要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作为海权建设新的内容。同时,发展海权要着眼于海上资源安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以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

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兼具海陆地理特点,其国防战略不能不受这一特点的制约.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争论的结果使中国传统的以塞防为主的国防战略转向以海防为主的国防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塞防的根本问题是确保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中国不能二者兼顾,必须正确处理确保陆权与发展海权的关系.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为当代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近代中美海权实践之比较研究

近代是中美两国开展海权实践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由于受到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现实的影响,两国海权实践走过了不同道路,形成了迥异的风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比较研究,从中揭示两国近代海权实践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新形势下海洋战略的发展创新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孙中山海权思想述论

孙中山20世纪初在晚清海权思想初步觉醒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的海权思想,提出了恢复中国海权、建设港口和海军、发展海洋实业等一系列关于维护海洋权力、海上力量、保障海洋权利的主张,这促进了我国海权思想近代化,同时也对我国当下海权维护和建设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丁日昌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正> 丁日昌是晚清同、光“自强”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办理洋务而著名,尤以其洋务军事活动富于成就,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丁日昌的军事言论和实践与晚清军事近代化密切关联。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考察丁日昌的军事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他的历史地位。 一 要想有力地抵御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必须以建立近代国防为条件,近代国防又必须以近代军事工业为基础。这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近代官绅对此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魏源、林则徐     

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菲律宾海权战略的困境及中国之应对

近年,菲律宾不断加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与经营,军事冒险性明显增强.菲律宾海权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与拓展海洋权益,保证海上交通线畅通,提高国土防御能力,重点加强对所占南海岛礁的防守、补给与经营.菲律宾的海权战略实施面临“四大困境”,即战略设想与战略能力的矛盾、国内平叛与国土防御的矛盾、借重外国与民族自主的矛盾以及合纵与连横政策选择之间的矛盾.中国已将“海洋强国”确立为奋斗目标,中国的海权战略需要整体谋篇布局.要加紧完成南海争端解决的战略布点,并根据菲方的战略困境,采取因敌制胜之措施.     

中国近代海洋安全与发展路径嬗变及新时代的创新

海洋安全与发展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前提和保障,近代史上其实现路径又是中国近代沉沦与蒙羞的关键性因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审视中国近代海洋安全与发展路径嬗变的动因、过程、经验教训,可知其是在西方资本入侵下被迫做出的战略选择,嬗变历经以海防建设为主线求安全和以海权理论接纳及传播为主轴求发展的前后相继又相对独立的历史进路;揭示了近代中国海洋安全与发展路径的非统一性、非协调性的弊端。新时代中国人必须在全球资本运行中以海洋自身多元价值要素为轴心,通过统筹构建海洋空间战略和海洋经济战略来创新海洋安全与发展路径,以推动中国真正走向世界中央,又有益于建构世界命运共同体。     

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1885年10月)

总办朝鲜各口交涉商务委员陈树棠自1883年10月被派驻朝鲜以来,与朝鲜先后签订了三项有关通航与租界章程,从而促成近代中朝经贸关系之急剧发展,并代表清政府负责办理中朝外交事务,还曾协助朝鲜高宗政府办理近代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最早派驻朝鲜的最高级商务领事官员.至1885年10月,清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干涉政策,遂召回陈树棠并代之以袁世凯.陈树棠两年的驻朝商务及领事工作,应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乃至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段重要内容.     

清季报刊对海权论的传播

1900年，《亚东时报》发表《海上权力要素论》，标志中文报刊正式接触和译介马汉海权论。随后，各类报刊援用海权论，讨论海军建设，呼吁海洋主权，报道渔业、海界和海岛纠纷，有力推进海权观念的传播，形成“中国在20世纪对海权论的第一次大发现”。海权论的引进，有助于建构近代海洋知识，促使国人海权意识日益觉醒，拓展对海军、海洋与海岛的认知，说明报刊是知识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因。     

德国与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研究

在内忧外患的接连冲击下,为挽救自身命运,清政府开启了以"师法"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军事变革,德国以其先进的军事科技赢得清政府的青睐。在武器装备更新、编制体制调整、军事训练和教育上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施加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发展。     

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政企关系

19世纪60年代，近代中国开始了以"求富自强"为中心的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认识到发展军用产业必须以一系列的民用产业为基础，"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①。于是民用产业成为新一轮洋务运动的重点。而这时大批的非盈利性的军用企业使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清政府再已无财力支持大规模的民用产业的建设，开发新的利源成为迫切的需要。洋务派看到西方股份制企业"可以收众擎易举之功"③，但他们又不愿放弃对新式民用产业的控制权，于是设计了由商人集股出资、政府控制的"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     

列强对南海疆域的侵略与晚清政府的海权维护

清朝末年,东西方列强频频非法勘测中国南海诸岛,侵扰中国海疆国土.在维护海权的斗争中,晚清政府多次进行主权宣示,收回东沙岛主权,并提出"水界"区、海洋渔业区等观念,为维护海洋国土主权做出一定程度的贡献.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自明中后期又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在于如何“防”海,而不是如何经略海洋。结果,16～18世纪,中国政权的海上关注焦点一直放在东亚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身上,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的挑战。对手意识的错位,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中国崛起呼唤强大海权——评《国家海上安全》

海上安全作为影响国家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日益凸显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家海上安全>一书在梳理与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和领域的"国家海上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从国家最高战略层次全面探讨了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提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强大"海权"的主要途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