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

"华文文学"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产生于近百余年来华人多向流动、迁徙而形成的移民文化中,"台湾文学史"、"香港澳门文学史"和"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三史"覆盖了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旅外"和"在地"是华文文学两种基本形态,两者之间包括转化在内的变动往往成为各地华文文学形成自身传统以丰富中华文化的过程。华文文学的"本土"既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情境,它抵抗外来殖民性文化,但也开放于"旅外"向"在地"的转化,促成"在地"的多元性;有了"本土性"的丰富,才有中华文化的丰厚。"灵根自植"的中华性成为一种不断展开中的开放的生命进程,中华性的变迁开掘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多种可能性。非汉语的在地性和汉语的旅外性对话,两种文化生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空域概念,但当我们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话题时,作为地域空间意义和民族涵盖意义上的"中国"常常被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无法在空间上覆盖现代历史时期的整个中国,这是汉语新文学之所以用语言形态取代国族定性的原因。"现代"概念无论是对文学性质的标示,还是仅仅指时间性,都充满了争议和纠结,汉语新文学则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新与旧,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对明确。"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也包括非文学话题的批评性写作。批评性写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扬光大,却在更为广大的汉语新文学地区延续至今,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宽文学的内涵。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中韩现代文学起步阶段传统抑扬与外因接受——以鲁迅与春园的文学创作比较为中心

鲁迅和春园的文学创作,各为中韩现代文学起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两国现代文学"没有影响的类似性"的典型代表。其文学起点处在各自国家的启蒙时期,都抱着以"文学之器"批判和揭露同源的封建伦理思想及其给国民造成的罪状的初衷,展开各自的文学实践。他们都采取批判与接收的辩证态度取舍本国文学传统,都通过留学日本接触并接受了各自所需的"舶来"文艺思想,丰富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也为各自国家的现代文学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考证二人在各自文学实践当中的传统抑扬与外来文艺思想的接受状况,分析二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异同点,不仅有助于比较研究中韩两国现代文学各自的特征、演变进程,对论证中韩两国文学从"影响关系"逐步走向"独立体系"的文学史实,也有其现实意义。     

回到本土语境: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转型

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然而在近10年中,这一问题未能有效推进,其症结在于研究者忽略了90年代文学发生的本土语境,仅仅依靠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导致“断裂”说的流行。相反,如果研究者将90年代文学转型纳入80年代文学参照系中进行考察,就会清晰地看到90年代文学转型的发生与中国现代文学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更加准确把握文学史发展的脉络。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无意的革命——旅外小说对文学传统的挑战

在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经过了持续的沉寂之后,于90年代初突然爆出了两大热点景观:王朔小说和旅外传记体文学。前者似乎由于近期播映的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的复制自我而使人有了“王朔时代已经结束”之感,前景未可乐观;而后者似乎正方兴未艾,出版社频频组织选题,据说,《两个姑娘在纽约》、《中国倒爷在东欧》、《俄罗斯的中国人》不久就要面世,批评家和研究者也耐不住冷清地把目光投向这类热点文学。     

战后20年文学论纲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     

汉语新文学概念及其延展性的学理优势

汉语文学与汉语新文学概念具有明显的学术优势,主要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涵盖包括世界华文文学在内的所有汉语写作,避免国族概念的人为设限。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劣势主要在概念的延展性不强,不过,有关这一概念的延展性思维,如汉语新小说、汉语新散文、汉语新诗和汉语新剧的提出,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另一种有价值的思路。     

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和价值——以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为例

关注世界华文文学显然能在汉语新文学/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背景上加强"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中考察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着众多深化:一是世界华文文学强调的互为参照的学术视野和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有利于二战后文学转型的深层次机制的把握,最终会超越单一地区"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想史"等层面而指向文本自身,从而凸显史的"文学"性;由生活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历史逻辑修正"所揭示的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的冲突、递变中的代表性,在历史传承中对后来者有巨大引导力的影响性等,都反映出文本的经典性累积倾向;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以民族语言的根提醒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走出国族意识的局限,使其学术期待、努力更好回归文学自身。     

西南边地少数民族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西南边地是多民族共存的区域。尽管中国现代史上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没有获得足够重视,但在文学上,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并没被遗忘:一方面,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学已纳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视野;另一方面,西南边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以自我表述的姿态为本土、本族发声。无论是作为被表述的客体还是作为自我表述的主体,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始终秉持"身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理念、以不同方式为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文学而努力。因此,不应忽视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而应意识到西南边地少数民族与现代文学的紧密关联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性。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清理极左思潮, 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走向世界文学”的提出,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新方法的引进, 文化热的介入, 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的兴起, 多种研究思潮的交织碰撞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复杂、丰富深入的研究格局; “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讨论,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追求的新的文学史观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尝试和努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的讨论、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都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深层思考,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法和视野都有内在的深刻影响。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兼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文学渊源问题素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学术焦点.近年在海外史学"中国中心观"的刺激与启迪下,"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一说渐获普遍认同,"中国视角"亦成为广受期待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现代文学发生之内因/外因关系的重新辨析以及对现代文学"现代"性质的重新梳理,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还尝试阐释了现代文学内传统影响与西方影响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二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学:在传统中展开的文学转型

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学在接纳、延续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展开了自身的历史转型,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历史张力空间,避免了战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宰制,而且在兼有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中形成了香港文学的本土传统。其提供的文学在展开自身传统中发生变化的实践和经验揭示了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的历史一体性,从而启发人们思考"跨越"1949年的中国文学转型的内容和意义。     

战后香港小说: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本地化进程

抗战胜利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小说展开的本地化进程,在跨越1949的背景下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其超乎商品化与政治化的文学理想及其实践,不仅保存、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传统,而且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诸多重要课题的经验。本土作家为香港城立传,关注香港里街小巷普通民众的生活,以沉积于小街里巷的香港乡土经验作为香港小说的本土化进程坚实的立足点,不仅超越当时香港政治化状态,而且使香港文学走出海派文化的影响,而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南来作家在文艺范式之执守中延续了现代文学的多种传统,并在香港开放的都市环境中使现代主义文学等传统得到拓展,1930年代从上海出发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由此获得了成熟的形态。文艺小说和通俗小说互为压力,促使对方提高,以其跨地域性的本地特色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学传统。     

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及其特征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时称新文学),几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同时起步。中国现代文学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摄取、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显现出鲜明的现代特征。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形态作用于中国作家,丝丝缕缕,或隐或显,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形成中国化的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复杂性、异质性和本土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在普通男女描写中,揭示人的迷失或扭曲;现实主义其表,现代主义其里;表现手法上吸纳融合,中西合璧。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和技巧,融合中国文学文化的优秀传统,比之世界文学毫不逊色。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我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及其"四阶段论"

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20世纪中国文学先后掀起了四次文学潮流,即"清末民初启蒙主义(思想)改良主义(语言)文学新潮"、"五四新文学潮流"、"工农兵文学潮流"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潮流",彼此各有特点而显出其不同的阶段性,但都共处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之中,有着共同的对于科学、民主和人的解放不断追寻的现代性特征;其中"五四新文学潮流"及其传统的接续,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革命意义,不仅规范着"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也标示着它启蒙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性质.回顾一个世纪的文学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源于启蒙,兴于启蒙,衰于脱离启蒙向"政治文学"的演变;取得经验教训之后,最后又回归启蒙,复兴于启蒙和科学民主的继续追寻.这样看取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才能深刻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及其经验教训,正确把握其主体倾向和基本性质,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研究大大深化一步.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