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趋势及结构变化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931-1934年的恐慌期;1935-1938年的恢复增长期;1939-1944年的战时停滞期.但是,农业生产力始终未能恢复到1931年的水平,即农业生产力未能恢复到20世纪20年代鼎盛时期的水平.其农业生产的直接原因是由大豆和小麦生产的减少而导致的北满地区农业生产的不振和衰退.导致战前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减退的原因,主要是东北地区大豆三品出口市场环境的恶化,以及伪满洲国政府实施低廉的农产品公定收购价格等农业政策.     

虚幻的建构:"满洲国"表象空间的制造与殖民地属性的构成

台湾、朝鲜半岛、中国东北是近代日本帝国构建殖民地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伪满洲国是日本殖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在中国东北人为制造了一个虚幻的"独立国".1932年由关东军谋划并经日本政府默许下制造出来的所谓"新国家",可以说是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满洲经营"国策的必然产物,所谓"满洲问题"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左右日本帝国对外扩张战略走向的关键因素,是日本帝国构建殖民帝国的重要环节."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在殖民侵略台湾、朝鲜半岛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殖民侵略模式,这种殖民侵略模式后被推广至中国的华北、华南、内蒙古乃至东南亚地区.日本东洋史学配合帝国政治需要实现了"满蒙史地研究"与帝国"满蒙政策"的合流.日本满蒙学研究者配合帝国的国策政治,制造出一个独立的学术空间"满蒙学".就殖民地属性而言,伪满洲国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政府,是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殖民统治方式转变的起点,同时也成为日本帝国覆亡的原点.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东亚绵羊协会活动述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牧羊事业曾几度规划,但起色不大,其羊毛工业使用的原毛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的出现,为日本在大陆发展牧羊业提供了机遇。日本设立了日满绵羊协会,力图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展牧羊业。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华北及蒙疆地区后,日满绵羊协会的活动范围扩大,改称东亚绵羊协会,全面负责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占领地的绵羊改良增殖事务,力图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羊毛资源。     

“南、北满”政治区域的演化过程研究——港口经济圈的视角(1905—1935)

"南、北满"是1905年日俄两国在东北争霸所造成的代表政治空间的新名词,以往的研究均是从政治史的角度阐述二者的来龙去脉。但若从经济史的视角看经济地域控制与南、北满政治区域的变动关系,"南、北满"政治区域的演化过程实与日本控制下的大连、安东两港与俄国控制下的海参崴港的经济腹地圈的争夺过程合二为一,两位一体,在日俄争霸东北的过程中,日本逐步通过市场渗透而把其势力从南满拓展到北满,1935年最终通过"三港三线"(大连港,南满铁路;安东港,安奉铁路;清津港,吉会铁路)完全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经济利益。此后,"南、北满"之词也逐渐淡出历史。     

德国外交部与《德"满"贸易协定》

德国与伪满洲国在1936年缔结的<德"满"贸易协定>是德国对远东政策、特别是对伪满政策的一块界碑,它意味着德国已放弃不承认原则,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在该协定的缔结过程中,德国外交部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税收掠夺(1931-1945)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税收始终是伪满洲国财政的核心收入.日本操纵伪满洲国对税制立法,根据侵略需要不断变更税种、税率,制定一系列抗税惩处条例,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北人民的财富,以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     

日俄之战与"大陆政策"——日俄战争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从一定意义上讲,日俄战争较之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和亚洲政治格局的影响更为深刻。这场战争不仅使日本控制了"南满",限制了俄国东进政策的推行,而且让日本能够以"南满"为基地,将其触角伸向"北满"和内蒙,并以此为基础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独占"满蒙",再以"满蒙"为总体战略的准备基地,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妄想征服全中国。正因为有了日本战胜俄国的结果,日本逐渐扫除了自己的敌对势力,使其"大陆政策"的推行步步得逞。日俄战争改变了中日俄三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改变了亚洲的政治格局。     

日本“北满”移民之关联问题述论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满洲"实施的百万"国策移民",妄图永久占据我国东北。实际,日伪的"满洲"移民基本就是"北满"移民。主要体现在,在"北满"计划圈地占其总用地的75%,实施掠地占其总数的70%以上,移民数占其总移民的60%强。另外,本文还重点讨论大量失地居民的出路状况。     

四次日俄协定与日本在“满蒙”的侵略扩张

1907至1916年日本与俄国为了维护日俄战争后各自在中国东北和东部内蒙古攫取的权益,共同对付美国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攻势,双方很快改变敌对状态,通过四次日俄协定划分了在中国东北及内蒙古的势力范围,开始共同瓜分"满蒙".日本利用这一系列协定,疯狂推行"满蒙政策",不断扩大其在"满蒙"的权益.     

20世纪50年代的日台贸易格局及其影响

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日本与台湾的双边经贸关系历来密切。日据台湾长达50年之久,长期以来形成了"日本工业,台湾农业"的日台贸易格局。同样处于经济恢复阶段的台湾和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贸易关系主要呈现两大特点∶"日本工业,台湾农业"的贸易模式依然存在;台湾对日本贸易逆差开始出现并有逐步增大的趋势。这两大特点对此后日台贸易关系以及台湾经济的整体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东亚劝业会社”对中国东北土地资源的掠夺

"东亚劝业会社"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殖民侵略机构,在日本对东北的移民侵略和土地掠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前,日本对东北掠夺的推手是满铁和东洋拓殖会社,掠夺土地数量已达10余万町步。"东亚劝业会社"成立后,日本把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业务统合起来,并以"国策会社"名义试图破局"土地商租权"问题。伪满洲国时期,该会社先是积极配合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在东北设立朝鲜人"安全农村"。后又追随关东军,在东北地区掠夺95.32万町步土地,作为日本武装移民的预留地。伪满中期"东亚劝业会社"解散后,其朝鲜人土地业务移交"满鲜拓殖会社",日本移民土地则转归"满洲拓殖会社"。     

从“满洲国”的官僚体制看日本“民族协和”的虚伪性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以伪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系列所谓平等的言论;另一方面日伪政权所设立的伪满洲国官僚机构也以“民族协和”而冠冕堂皇之,但是在实际上却是由日本殖民者直接参政、操纵和控制傀儡政权。     

日本统治东北方案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用近半年的时间,策划、制定统治东北的方案.日本政府、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各持己见,经过反复的争论,最后相互妥协,达成了建立“独立国”即伪满洲国的方案.了解日本统治东北方案的形成过程,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伪满洲国的本质一早在1931年4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出于武装侵占东北的需要,制定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提出在占领东北后分三个阶段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方案.即:第一阶段,“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第二阶段,使亲日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领有满蒙”(即吞并东北,将之作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实行直接统治).《形势判断》是指导性文件,它的观点既代表了陆军中央部的主张,同时也体现了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可以看出,日本中央首脑机关虽然把“领有满蒙”作为其统治东北的最终形式,但又主张分步骤达到这个目标.这显然是顾忌到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反对.     

龙江工委和三肇地区群众抗日斗争

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也称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2月,在领导三肇地区群众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北满省委曾指出：“肇县委曾在群众中起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实际作用,特别在配合游击运动方面更是起着显著的作用。”龙江工委的成立1939年初,在松花江下游的北满抗联各主力部队相继转入松嫩地区。在新的形势下,中共北满省委提出了深入敌人腹地,广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深入农村,积极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将抗日游击运动与民众运动配合起来,争取局部形势高涨的新方针。决定派人     

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满洲问题"或"满蒙问题"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成为日本制定国防方针的议论对象,而且学术界、知识界也展开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和宣传。在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洗礼之后,占领中国东北在日本完全变成"正义"之举,侵华战争也变成了"圣战"。学界对近代日本"满蒙问题"的发展线索及"满蒙观"的形态与变化虽然有一些研究,但是中日双方就这一问题的相互论争,还有许多史料可以挖掘。通过研究和分析双方相互论争,可以看清中国学者在主权问题上的一贯坚持和日本御用学者如何歪曲事实、变本加厉的变化过程,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日本的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的复杂关系,加深对内藤湖南、尾崎行雄等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理解。     

伪满洲国《国籍法》的难产与在满朝鲜人的国籍问题

:1 93 2年 3月 1日伪满洲国成立以后 ,日伪为了使之初具国家之形 ,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然始终未能制定《国籍法》。因为 ,《国籍法》比起其它法不那么简单。其中最使日帝感到为难和无法解决的是 ,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双重国籍问题的处理。日帝担心 ,若不恰如其分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人们印象当中的伪满洲国不过是日本的傀儡政权。结果 ,直至 1 945年伪满洲国还未颁布《国籍法》 ;同时 ,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 ,亦不了了之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

日伪统治时期,棉花作为重要的军需产品,其种植和生产受到日伪当局的高度重视.作为具体的增产目标,1933年,伪满洲国制定了20年棉花增产计划;1937年以后,日伪进一步加强对棉花的掠夺,重定棉花增产对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确保棉花供应,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指定的植棉地点,必须强行种植.对完不成棉花出荷的棉户,施以酷刑,棉农售棉时更是百般刁难,压等压级,克扣极为严重,棉花从生产到分配全部被日本人控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棉农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农产品价格应保持相对稳定

对于当前农产品收购价格是否适宜,在理论界和物价部门均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农产品收购价格虽经1979年的调整,但仍然偏低,需要调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的幅度太大,是造成市场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应适当地调低。我认为,前几年党和政府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后的农产品价格水平,总的来说是适宜的,应保持相对稳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整顿。农产品收购价格合理与否,对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合理的农产     

新疆粮棉综合生产能力研究

稳定农作物播种面积,提高土地单位产出率;重视粮食安全生产,稳定棉花种植面积;稳定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益;加快农业由"自然农业"向"高效农业"的转化,提高农业防灾、抗灾能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作好基建投资的长远规划;合理安排化肥的投入结构,提高化肥的使用质量;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刘少奇与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发展东北的战略方针

东北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幅员辽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东北,客观上为我党进军东北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日本投降后,我党即派部队出关作战略侦察。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９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对党的战略方针与部署作出重大调整,确定党的新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随即从山东等地调派大批军队和干部开赴东北。１１月中旬,根据国内斗争形势和苏军态度的变化以及我军进入东北后面临的新情况,刘少奇又及时地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指导东北我军创建东、西、北满根据地,为夺取东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